20180201

三國志抄本再現 鄯善國埋藏經年

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 造就不同的地域文明。在新疆, 乾燥氣候和無垠沙漠使那些曾經被古代新疆人埋入地下的遺物, 如今留存了下來, 變成了一件件珍貴的文物, 比如紙質文書、繪畫等, 手抄本《三國志》就是其中一種。近期, 疆內外專家學者對它的歷史內涵和內容有了新的理解。關於《三國志》手抄本殘卷, 20世紀20年代以來, 在新疆及敦煌出土了好幾次。經過考證, 新疆考古專家們發現, 手抄本的年代是公元265-420年間的, 認為它是《三國志》現存最早的版本, 屬於隸書字體古寫本, 也是世界僅存的孤本。由此可以看出, 當時, 中原和西域已經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國志》成書後很快傳到了古代新疆地區, 出現了手抄本。可見, 當時的文化傳播速度之快, 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百年來, 被稱為《三國志》古寫本的計有7, 即藏於我國新疆博物館的《吳志.吳主傳》、《魏志.臧洪傳》, 藏於敦煌研究院的《吳志.步騭傳》, 藏於日本的《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吳志.虞翻傳》前篇及《吳志.韋曜華覈傳》以及被鑑定為偽卷的《蜀志.諸葛亮傳》。目前各種古寫本及研究成果散見於海內外, 我們來看看各手抄本的發現和內容。


1909年在新疆鄯善县发现为北魏高昌麹氏所抄《吴志·韦曜华敷传》二十五行残卷。新疆鄯善農民掘地吐峪溝(又寫作土峪溝), 得《三國志.吳志.韋曜華覈傳》.旋歸新疆布政司王樹楠所有。1913, 王樹楠的《新疆稽古錄》於7月發表於北京《中國學報》第九期之《金石》專欄, 其中《麴氏所抄三國志韋曜華覈殘傳》見第25, 該文推測《韋曜華覈傳》殘卷應為麴嘉從北魏獲得的諸史寫本之一。及後1924-1925, 王樹楠又得《三國志.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八十行殘卷: “餘曩在吐魯番所得”, 存于其子王禹敷处。《吳志.虞翻傳》十行殘卷出土情況不詳, 但從內容與字體看, 此殘卷實際是上面提到的《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八十行的前一部分, 其出土時間很可能也是1924-1925(據書道博物館自編《書道博物館所藏經卷文書目錄附解說》。該目錄記有 “《三國志》吳志第十二虞翻傳, 晉寫本, 吐魯番出”和 “《三國志》吳志第二十韋曜華覈傳, 鄯善出”)

1924, 白堅從日本某君處重資購得《虞翻陸績張溫傳》八十行殘卷, 11月白氏撰有跋文, 称“此卷出自新疆鄯善土中, 今年秋至都”。1925, 白堅又從某人處獲得《虞翻傳》十行殘卷, 並將之影印行世。這些殘卷的書法風格與出土的魏晉時期人們所寫佛經殘卷相似, 應該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字體, 屬於魏晉時期興起的新隸體, 字體的結構內緊外松, 字距疏散, 有着明顯的燕尾式隸書重捺之筆。可以看出, 當時楷書蛻化於隸書的痕跡和早期楷書藝術的發展方向。白堅用泰西影印法影印《虞翻陸績張溫傳》, 分貽同志。王樹楠為之撰寫跋文, 王氏跋文颇长, 撰写于乙丑(1925)元日, 考证此本与今本《三国志》不同之处33, 以证古本价值, 是王氏跋文中少有的一篇研究文字。王氏跋文且称:“此卷旧藏儿子禹敷, 后归日本某君, 白坚甫以重资购得之。”恐怕并非事实, 实际上此卷白坚购自王树枏, 并让王树枏、罗振玉题跋, 以增其值。罗振玉跋写于乙丑三月, 只有六行文字, 称“传世卷轴之最古者, 莫逾于是”。罗氏之子罗福成也于同年撰有短跋, 称此卷“今年出土于新疆省吐鲁番, 为予友君坚发见, 遂以重值得之, 珍如拱璧”。1926, 羅振玉增訂《漢晉書影》, 收錄《虞翻陸績張溫傳》寫本殘卷書影, 可惜剪去殘卷第一行的四個殘字, 造成人為缺憾。到1930年後《虞翻陸績張溫傳》八十行殘卷從白堅處易手, 歸日本人武居陵藏。同年8, 内藤虎次郎(湖南)为武居氏藏卷撰写跋文, 在王树枏基础上再加考证古今本异同, 并指出白坚后来又将另外一件十行本《三国志·吴志·虞翻传》转售给中村不折, 当为此卷前面所接部分。1931, 收藏者武居绫藏将原本影印在《古本三国志》卷轴中, 后附王树枏、罗振玉、内藤虎次郎诸氏上述跋文, 并撰《古本三国志邦文解说》, 叙述此卷来历, 并对比钱大昕《三国志》考异来说明此本价值。1932年武居绫藏去世, 此卷后来归创办《朝日新闻》的上野氏家族收藏。1976年日本每日新闻社编印的《重要文化财》第19, 刊出卷尾部分图版, 收藏者为上野淳一氏。据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先生200111月之前赴上野家调查后的报道, 此卷轴有郑孝胥1925年题签“三国志残卷”, 在罗振玉和内藤湖南题跋的中间, 还有乙丑三月谢无量的题跋。此后, 依据本卷所用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 片山章雄先生做过很好的整理归纳。除了上述三部古寫本《三国志》藏於日本外, 到底還有沒有其他部份不得而知, 畢竟, 日本是吐鲁番出土文献收藏的大国, 除了大谷探险队直接掘得的大量文书收藏在龙谷大学外, 书道博物馆、宁乐美术馆等处都有相当可观的藏品。

另外, 1931, 敦煌藏經洞某處出《三國志.吳志.步騭傳》殘卷, 為敦煌名士張鑑銘所得, 後傳其子張作信。張作信於1955年把《步騭傳》殘卷捐給敦煌文物研究所。1964, 劉忠貴撰成《日本所藏晉寫卷本〈三國志.步騭傳〉殘卷考釋》。文見陳國燦、陸慶夫主編《中國敦煌學百年文庫.歷史卷》所收《敦煌文物研究所》19659月藏書。(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 1999年)。該文文首附常書鴻按語, 論及《步騭傳》是土地廟流出之物。《三国志·步骘传》残卷首尾俱缺, 42、宽24.3厘米, 25, 每行第1819字不等, 440, 馆藏号D0554号(发表号287号)。为《三国志·吴书》的卷7的一部分, 始于“解患难, 书数十上”, 终于“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下缺)”。残卷实际上是《吴书》卷7的两个部分, 前一个部分是《步骘传》内容, 后一个《吴书》卷7结语的文字。叙述步骘于赤乌九年(246)任丞相以后的一段文字, 其余的文字是作者对步骘子孙历史的概略叙述。另外约有三分之一是《吴书》卷7结语的文字。

劉忠貴對校殘捲和宋紹熙本, 斷定《步騭傳》為晉寫本, 並就其中的異文發表了看法。1、从避讳看。宋刊本步, 残卷作步瑁, 写改作“瑁”字。疑避讳改名。晋时避讳甚严。残郑的时代上限是晋元帝建武元年(317)以后, 下限为晋孝武帝宁康元年(373)以前。2、此残卷应早于南朝刘宋时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本。残卷与宋刊本之间有不少歧异。残卷中不只有个别字句与宋刊本(指宋绍煕刊本)有差异, 或增减, 或异文;其中甚至有多出十个字一句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残卷中不见裴松之注文。3、残卷中有不少异体字(或俗写字), 俱见于汉、六朝碑版, 同时也见于敦煌所出的魏、晋间写本。残卷中的异体字, 因印刷条件所限, 此表中未能尽列, 但已窥见一斑。这对判断残卷的时代是一个很好的佐证。4、残卷为硬纸, 有铅画界栏, 其纸色和字体, 大体与晋人写经相近似。5、这分残卷与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出土的晋写本《三国志·吴书·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 风格一也有相近的地方。其共有的特点是:字体为隶体, 均有铅画界栏, 而且字迹十分类似, 捺笔极重, 隶书气味很浓厚。

此後, 1965110, 《魏志.臧洪傳》殘卷一頁、《吳志.吳主傳》殘卷一頁出土於新疆吐魯番英沙古城之南, 距蘇公塔1公里光景的一座佛塔遺址的陶甕中, 甕外有鐵鏃木箭二十餘支, 甕內有還有寫本佛經殘卷十三種、樺樹皮漢字文書、梵文貝葉兩片和回鶻文字木簡25枚和其它文物等。經過文物工作者的檢驗,《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抄寫的年代竟然是公元265至公元420, 是目前《三國志》現存最早的寫本。這件殘卷一共有40行、570多個字, 中間偶有殘缺。跟傳世本《三國志》對照, 它的第一行只殘存着一個字左側, 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字的殘餘筆畫, 最後一行止於敕諸軍但深溝高壘句的, 比核殘卷圖版和宋本的異同7處。對於這幾件殘卷, 經過新疆文物保護工作者的科學修復, 目前已經恢復了原來面目, 並且保存壽命比過去有了較大的增加, 現存於新疆博物館。仔細欣賞《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殘卷, 一行行隸書文字, 字體工整, 排列整齊, 漂亮得讓人不敢相信這是出自於千年之前的古代人之筆。對於這件殘卷, 新疆研究者少, 大都是國內知名專家學者。

提外一說, 中国现存最早的纸画也在新疆英沙古城不遠處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 《墓主人生活图》由6幅画组成, 距今约1800, 画风简单, 但表现了魏晋时期的贵族墓主人生前奢华的生活, 画中甚至还有汗血宝马、凤凰、厨娘等内容, 从服饰等细节上都表现出了浓郁的中原汉文化。早在魏晉時期, 生活在西域地區的先民們, 已經會在紙上畫畫了, 而且畫得逼真、生動。他們的畫既像兒童畫, 又有寫實的繪畫風格, 這張紙畫長1.05米、寬0.47, 6塊大小差不多的畫面拼接而成, 分上下兩層。每一塊畫面, 可以單獨成一幅畫, 6塊合起來, 又組成了完整的一幅畫, 顯示着墓主人的生前身份、地位和生活場景, 是一幅難得的中國古老紙畫的精品。先看上層的3幅畫拼接成的一幅畫:一片田地, 阡陌分明, 莊稼茂盛, 田邊放着犁、耙等農具, 散發着濃濃的田園氣息。枝繁葉茂間, 落有一隻長尾大鳥, 好似鳳凰, 若按鳳凰非梧桐不棲之說, 那麼那棵大樹應是梧桐樹。上層3幅畫的左右兩邊, 各有兩個圓, 好像是太陽和月亮當空照, 北斗七星, 熠熠生輝, 組成了一個日月星辰的變化場景。新疆博物館研究員阿迪力·阿不力孜認為, 在新石器時代的許多陶器上, 都有太陽、月亮和星辰的圖案, 歷代帝王都在陵墓里安放星象圖, 到了漢代, 這種情況很普遍, 成為一種葬俗。如此看來, 這個北斗七星驗證了中國古代重視北斗七星的說法。墓主人端坐在整幅畫下方最中間的木榻上, 蓄着八字鬍須, 雙眼斜視, 神態嚴肅, 手拿團扇, 好像是在乘涼。他的身體看上去略顯臃腫, 頭戴高高豎起的黑色高冠, 身穿條紋袍服, 一看他的穿着打扮就是濃郁的中原漢文化風格。該墓主人的姓名雖然無從查找, 但從很多細節來看, 他的身份不低, 特別是他周圍不僅有作為高級儀仗的下垂流蘇覆斗帳, 還有象徵權力的節和指揮軍隊的麾。墓主人可能是州一級的軍政首腦, 想不到最能反映三國時代的文獻和遺蹟, 居然是在新疆的黃沙土下。

事實上, 《三國志》手抄本的出土, 已經充分說明《三國志》是沿着河西走廊傳入了新疆或新疆人手抄的, 那個時期, 新疆與中原地區往來漸漸頻繁, 經濟、文化交流漸漸增多, 中原漢文化對新疆地區的影響, 已經走入了人們生活當中, 比較深入人心了。通過《三國志》手抄本, 生活在古代新疆地區的人, 隨時識文習字, 了解中原歷史, 不忘歷史, 以史為鑑, 取其所長, 描畫更好的生活。


我们今天所看到《三国志》的最早版本, 是北宋咸平六年(1003)国子监刻本和南宋绍煕(1190)刊本。希望寻找一本更早的、完整的《三国志》写本, 几乎是不可能的。今天幸存于世的, 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分残断写本。如果与《三国志》全书比较起来, 真是微乎其微。而以上几種写本残卷, 都是我们研究《三国志》和校勘宋刊本《三国志》及《晋书》、《资治通鉴》的珍贵资料, 也是我们研究晋代书法的宝贵资料。這些手抄本一一仔細研究, 發現其字數雖然不及原版本的百分之一, 但內容非常豐富。特別是其中一些難辨認或解讀的字, 經過辨認和解讀, 不少內容都是鮮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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