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 軍閥割據, 群雄逐鹿, 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 幾乎都天都在上演著鬥智鬥勇的戰爭。在那些血與火的戰場背後, 還有一場場看不見的“貨幣戰爭”。在此戰亂時期, 物資經常流於匱乏, 導致大幅度的通貨膨脹, 進而使得人民寧可以物資如穀物、錦帛為交易工具, 相對不信任金屬貨幣。此外政府不良的貨幣政策會造成通貨膨脹更為嚴重。初平年間, 董卓鑄小錢的政策便加劇了金屬貨幣難以流通的慘況, 終致東漢的貨幣體系瓦解。《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 及壞五銖錢, 更鑄為小錢, 大五分, 無文章, 肉好無輪廓, 不磨鑢, 於是貨輕而物貴, 穀一斛至數十萬, 自是後錢貨不行。”《晉書．食貨志》“及獻帝初平中, 董卓乃更鑄小錢, 由是貨輕而物貴, 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 於是罷之, 還用五銖。 ”董卓鑄錢, 有一個顯著特點, 那就是份量不足, 政治家要想搜刮民財, 最好的辦法就是發行不足值的錢, 董卓雖是武夫, 可也很懂得這個。及後三國鼎立, 魏、蜀、吳割據一方, 為鞏固政權, 發展經濟以圖一統天下,
三國分別建立了各自的貨幣制度, 在沿用兩漢舊錢的基礎上, 先後自行鑄造了貨幣, 各國的貨幣政策間接決定了三國的命運, 我們以下看看這場無形的“戰爭”。
經濟學家凱恩斯說過：“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 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即是政府以新發行或增加發行的貨幣購買民間物資, 然而物資實際上並沒有增加, 因此在發行更多貨幣或是新貨幣時通膨已經發生, 故政府實際上以更低的代價購入人民資產, 董卓鑄大量品質低劣的小錢, 就是基於這個目的。
秦朝的法定貨幣是半兩錢, 但由於民間私鑄不違法, 造成錢制很亂, 出現了剪邊半兩錢, 就是把半兩錢用剪刀剪下一圈, 7到8個半兩錢能剪出1個半兩的銅, 用剪下的銅再鑄半兩錢。漢初, 朝廷大力推行幣制改革, 設計了新的方孔圓錢, 為防止剪邊, 在半兩錢的基礎上增加了圍邊, 確定5銖為1枚銅錢的計重單位, 稱五銖錢。 24銖相當於1兩, 所以這種錢也不太重, 不過由於朝廷大力推行, 其信譽很好, 兩漢一直使用。漢末, 天下大亂, 漢靈帝駕崩後涼州軍閥董卓控制了朝廷, 隨後關東聯軍起兵反抗董卓, 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 初平元年（190年）春天, 董卓挾天子由洛陽遷都到長安。
董卓在洛陽實施了瘋狂的財富掠奪, 把富豪集中起來, 胡亂安個罪名集體處死, 財產全部沒收,
還命令士兵開棺掘墓, 盜取珍寶, 邙山一帶的皇陵和許多貴族的墓地大都無法倖免。董卓還嫌不夠, 又使出一招, 下令廢除法定貨幣五銖錢,
改鑄小錢, 相同的面值但銅的用量少了, 等於貨幣貶值, 然後強制推行, 赤裸裸地掠奪財富。為了鑄造更多小錢, 董卓下令到處搜刮銅, 洛陽皇宮內外的銅佛像、銅馬等各種銅像都拿來化成了銅水。百姓手裡的五銖錢不允許流通, 只能拿來兌換董卓的小錢, 收上來的五銖錢又可以再鑄成更多的小錢, 一來一往, 董卓發了大財。董卓鑄的董氏小錢, 簡陋到連文字都沒有, 錢邊和錢孔都沒有凸起的邊, 在原料上能省就省。不用問, 這樣鑄出來的小錢, 質量極差, 又小又薄, 根本流通不開。兵荒馬亂, 物價來本就不斷上漲, 幣制一改, 洛陽一帶的金融市場徹底崩潰, “由是貨賤物貴, 谷石至數萬錢”。漢代五銖錢曾經有很強的購買力, 太平年代谷價長期穩定在50錢一石, 董章時瘋狂上漲了上千倍。到市場去買兩籮筐米, 大概就得給人家兩籮筐錢!老百姓沒法過日子了。古時老百姓好像比現在要聰明一點, 買不起, 我就不買; 錢不行了, 我就不用。從此以後, 關中一帶”錢貨不行”, 又回到神農氏時代, 大眾實行物物交換。而在其他地區, 主要貨幣仍是五銖錢。
接下來的事情, 大家都熟悉了, 那就是三國, 魏國最先立國, 其後是蜀漢和東吳。三國, 是三個國家, 當然應該有三種貨幣制度,
哪一國的最好呢?有點超出咱們的想像——是“奸臣”曹操的兒子曹丕建立的魏國最好。其他兩國, 都不怎麼樣。什麼叫好錢?什麼叫好的貨幣制度?相信大家看到現在, 也都明白個一二了：就是錢的成色足, 形制統一, 不要老變。當國者, 不要看到老百姓手裡錢多, 就坐立不安——民富則安, 老百姓對你的認同感也就強, 你慌什麼?這一點, 魏國做得最好。魏文帝曹丕下令, 恢復漢五銖錢的使用——東西還是漢朝的好! 但是畢竟處在戰爭時期, 曹魏的經濟發展也受到嚴重破壞, 以五銖錢為基礎的金融體系越來越難以支撐, 僅僅過了7個月, 就因谷價猛漲, 客觀上造成貨幣嚴重貶值, 最後漲得五銖錢基本不能用了。《曹丕傳》“（黃初二年）三月, 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黃初二年）冬十月, 授楊彪光祿大夫。以穀貴, 罷五銖錢。”曹丕沒辦法, 只得下令廢掉五銖錢, 讓老百姓以穀子和紡織品為貨幣。這兩樣東西——谷與帛, 這項實物貨幣政策推行於曹魏黃初二年（221年）, 但只實行了6年, 到太和元年（227年）就停止了。因為以老百姓自產的東西作為貨幣本位, 問題就出來了。
問天下, 誰不貪財惜財?所以, 人們紛紛往稻穀裡摻水, 把紡織品織薄,
“錢廢谷用即久, 人間巧偽漸多, 競濕谷以要利, 作薄絹以為市”, 這都是跟統治者學的,
一有機會就製造不足值的貨幣。法不責眾, 而且貪婪的慾望從來不會被法律嚇住。魏文帝採取了嚴刑峻法, 也制止不了民間的貨幣“縮水術”。最後他只好召集群臣討論, 決定重鑄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 使民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 錢廢穀用既久, 人間巧偽漸多, 競濕穀以要利, 作薄絹以為市, 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 以為用錢非徒豐國, 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 則國豐刑省, 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 至晉用之, 不聞有所改創。”此後, 曹魏就一直使用五銖錢, 老老實實, 沒有起過鑄大錢、將五銖錢變相貶值的念頭。曹魏的老百姓有福了, 安居樂業了不少年。這就是統治者守規矩的好處, 你規矩, 老百姓也就規矩了, 天下自然太平。但畢竟處於戰亂時期, 魏國的五銖鑄造量不多, 不少人依然用布帛易物。西漢初年有個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 叫做賈誼, 曾經提出過一個“法錢”的概念。他說, 錢也要符合規矩, 輕重一樣, 質量要有保證。反之, 就是“奸錢”。這是他給當時的統治者漢景帝上的一課。賈誼反對民間隨意鑄劣錢, 可惜漢景帝沒聽。這個概念, 是曹丕接過來實行了, 所以三國裡他治下的疆域, 貨幣狀況最穩定。魏國的五銖錢, 在形制上完全模仿漢五銖錢, 只有極細微的差別, 就是錢體較漢五銖稍小, 顯著的特點是外郭壓五又壓銖。
作為三國中真正的經濟大國, 曹魏在這場“貨幣戰爭”中頭腦相對清醒, 當蜀漢和孫吳競相推出“大錢”的時候, 曹魏仍堅持使用五銖錢。曹魏之所以敢這麼做, 有一定的基礎：一來曹魏幅員廣闊, 獨佔了天下地盤的三分之二以上, 國家綜合實力相對雄厚；二來自曹操開始就特別重視發展生產, 通過推行屯田制、大搞水利工程等恢復農業生產, 經濟上有一定實力；三來曹魏長期以來同時與孫吳、蜀漢敵對, 邊境封閉, 蜀錢和吳錢無法在其統治區內流通。曹魏因著有深厚的經濟實力, 可以堅持使用原有的五銖錢, 可說是在這場“貨幣戰爭”中脫穎而出。
三國之中, 蜀漢以一州之力對抗著北方強大的曹魏, 時刻提防著東面的孫吳, 幾乎連年都在打仗, 需要巨額軍費保障, 為擺脫困局, 於是首先打起了貨幣的主意, 實行了一種“大錢”的政策。初據巴蜀時, 劉備即聽從劉巴的建議, 於建安十九年（214年）始鑄“直百五銖”, 《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初攻劉璋, 備與士眾約, 若事定, 府庫百物, 孤無預焉。及拔成都, 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 競取寶物, 軍用不足, 備甚憂之。巴曰：“易耳, 但當鑄直百錢, 平諸物價, 令更為官市。 ”備從之, 數月之間, 府庫充實。”劉備推行貨幣改革, 鑄造大錢代替五銖錢, 這種大錢有不同形制, 其中以“直百五銖”最通行。所謂”直百五銖”, 就是面值等同於100枚五銖錢, 但它的重量只有4枚五銖錢重。
蜀漢的貨幣, 除了“直百五銖”繼續流通外, 還有其他的貨幣, 也是一錢頂一百錢, 名目有“太平百錢”、 “定平一百”等, 都是大錢。看它們的名稱就知道, 鑄錢的動機壓根就不懷好意。在劉備統治地區所鑄的錢中, 有一種錢很有歷史意義, 就是“犍為五銖”。 “犍為”兩字, 要念成“錢為”, 是四川的一個地名。犍為當時是巴蜀的商業中心。當地所鑄的錢背後有一個”為”字。這是我國方孔圓錢中最早鑄有地名的錢幣。這種“犍為五銖”, 也是一當百的“大錢”, 而且逐漸減重, 越鑄越輕, 鑄大錢, 實際上就是將正在流通的那些貨幣貶值。
這裡給解釋一下：比方民間的資金總量有一萬錢, 我劉備鑄一個大錢, 規定能換你老百姓一百錢, 那麼我只要投一點資, 鑄一百個大錢, 就等於也擁有了一萬錢。可是社會財富並沒有因此而增加一萬錢。等到我鑄造的大錢全部進入流通時(兌換五銖錢或者購物), 你老百姓手中的那一萬錢, 就等於貶值了一半。而貶掉的價值, 是不會蒸發的。到哪兒去了?到我蜀漢政府裡來了。這是多好的幻術!財富真就能無中生有。劉備的“直百五銖”一開始還鑄得挺大, 一枚有8克以上, 後來因為要節省, 越鑄越小, 到最後竟然只有克, 連一銖的份量都不夠了。
1978年, 四川省威遠縣黃荊溝出土了一壇蜀漢銅錢, 共中有“直百五銖”400多枚, 卻有6種大小不同的形制, 最大的一種直徑2.9厘米, 平均重量9.8克, 最小的一種直徑2.4厘米, 平均重量僅有3.2克。這還不是最輕的, 考古發現最輕的”直百五銖”重是不足0.5克, 這種錢不僅“超薄”, 而且小, 根本無法在上面鑄出字來。漢代1銖約0.65克, 按原始發行規制, 1枚“直百五銖”的重量應該是13克左右, 考古發現的最輕”直百五銖”還不到原始發行重量的二十分之一, 說明這種本身就是以貶值為目的的貨幣, 一經誕生就在不停地貶值之中。
據考, 在直百五銖後, 蜀國還有“太平百錢”和“世平百錢”, 這兩種錢因未見諸史載, 學術界素有爭議。 “太平百錢”在全國各地都有出土與發現,
初時根據錢幣風格和各種出土資料判斷, 此錢應該是漢末至三國時期的流通錢幣。由於其出土地域十分廣泛, 錢文、版式、輕重等變化複雜, 有的素背, 有的背置特殊圖案, 有的厚重, 直徑25-27毫米, 重5-9克, 有的輕小,直徑只有13-18毫米, 重1克左右, 甚至不足1克。這些背置特殊圖案的“太平百錢”, 特別引人注目。錢背圖案總體由疑似水波狀的條紋和幾個排列有序的星紋組成。至於這些圖案表達什麼含義, 千百年來尚未有人說得清楚。有人將這種太平百錢設定為太平道祈禳奉獻用品, 以為至少最早是起於太平道所用。有人認為這種背置特殊圖案的太平百錢有可能是太平道中具有像徵性意義的法器或道具, 後來可能從法器或道具演化成了饋賜信物, 歷經一段時間後, 再由饋賜信物演進為教會內部使用的貨幣。隨著太平道及其領導的黃巾起義的迅速展開, 太平百錢在各地暢通無阻, 於是又由教內貨幣轉化成為被社會廣為接受的貨幣。
太平百錢的錢文書法特別豐富, 有篆書的,
有隸書的, 即便是同種書體, 寫法也有好多種。如”太”字篆書的寫法, 有酷似江南船篷式樣, 世稱“蓬蓬太平”, 有書為篆書大字下置二點的, 有的猶如文房用品山形筆架。又如有將“百”字上橫寫成兩頭上翹狀態, 與一些刀布文字相仿, 後人稱之為“鹿角太平”。在“鹿角太平”錢中, 還發現有將“太”字寫作“世”字的, 那就是在錢幣界久聞大名的“”世平百錢”。隸書的“太”字多見“大”字中含二點的。太平百錢在孫吳故地常有出土, 如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武昌任家灣吳墓一下出土128枚, 八十年代在安徽省馬鞍山東吳右軍師朱然墓與佳山東吳磚室墓也出土了不少。就憑“蓬蓬太平”之“太”字書寫與孫吳大泉系列寫法雷同, 又憑篆書、隸書“太”字作“大”字中間含二點, 與吳地“太貨六銖”雷同, 有研究者提出其鑄地可能在孫吳的意見。持有孫吳鑄造說的另一依據是256-258年會稽王孫亮的年號為“太平”,
他們把太平百錢看作是孫吳的年號錢。但是此錢與孫吳大錢系列並不融合, 而且太平百錢出現遠早於孫亮“太平”年號。其實太平百錢不僅在東吳故地有出土, 在蜀漢故地也常有出土, 如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川省忠縣清理的蜀漢十五座崖墓中, 也發現了多起, 而且品種豐富, 有篆書、隸書等不同大小和式樣的太平百錢。
太平百錢中背置特殊圖案的與素背的可能各有出點, 它們的鑄造時間和鑄造地不一定相同。一般而論, 素背的大多比背置特殊圖案的輕薄些, 應該比背置圖案出現得晚些。素背太平百錢大小輕重懸殊, 種類特別多, 凡輕小者絕大多數是素背的。有的錢文已經不夠完整, 特別是“錢”字, 可能是筆劃較多, 鑄造工藝上難以完成,
有的只剩下一個“金”傍, 成為了“太平百金”, 還出現“百金”兩字互換了位置的傳形錢, 有的簡化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一般都將這些鑄造工藝太差的輕小太平百錢列為私鑄錢。
1980年4月, 四川成都市小通巷出土了一件“太平百錢”銅模版。版一邊平直, 另三邊微弧, 呈犁鏟形, 週長472毫米, 寬處75毫米, 高處135毫米（圖10）。銅模版並不是直接用來鑄造錢幣的, 是用以翻制錢幣陶子範的模具。整體外形下凹, 猶如去除蓋的一個銅墨盒, 版面置有凸起的錢幣模型, 供翻制子版上相應錢幣型腔的。該模版外觀厚26毫米, 內深18毫米, 錢版正中有一條漏斗形流道模型, 兩側各有兩排六枚圓形“太平百錢”錢幣模型。左為錢背, 全部是置有特殊圖案的式樣。右為錢面, 靠中一排四枚, 錢文為“蓬蓬太平”式篆書體, 外側一排兩枚, 下一枚錢文為“蓬蓬太平”式篆書體, 上一枚錢文為二點”太”隸書體。兩種錢文書體共存於這同一件版上, 充分說明這兩種式樣的太平百錢是出於同一個年代的, 還肯定了蜀漢地區鑄造過這兩種太平百錢。此版的出土雖然沒有解決鑄造年份和鑄主的問題, 但是畢竟向接近歷史真相前進了一步。現珍藏於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另外, 2012年7月中旬, 庫車縣在縣城老城區棚戶區改造中出土1.4萬餘枚古錢幣。這是庫車縣迄今發現古錢幣種類和數量最多的一次, 在新疆歷史上也十分罕見。在清理現場時, 文物工作人員赫然發現其中有一枚三國時期的“太平百錢”。這是新疆考古發現史上首次發現的唯一一枚三國時期的錢幣。在遙遠的龜茲古城發現這枚三國時期的古錢幣, 太讓人費解了, 它是怎麼到達龜茲古城的？庫車縣境內到底還有沒有其它“太平百錢”？這一切, 目前還屬於無法解釋的謎。 ”如今, 這些古錢幣已經被庫車縣文物局小心翼翼地分類保存了起來, 那枚“太平百錢”更是作為重點保護對象加以嚴密保護。從以上可知, “太平百錢”可能比其他貨幣更為大眾使用, 到底是不同人的鑄造、是私鑄、還是透過貿易而廣泛流通, 目前仍然是謎。
劉備利用發行貨幣製造通貨膨脹, 進而剝削人民資產。然而劉巴尚有規劃“平諸物價”, 即維持物價的平衡, 且相關文獻沒有蜀國物價飆漲的記載, 《晉書．食貨志》也僅提及金屬貨幣在魏、吳沒有實用價值, 因此劉備於益州推行的可能是一種“較成功“或是至少“暫時成功”的新貨幣政策。 “四川、雲南, 以至湖北武漢地區出土的眾多蜀漢錢幣來看, 充分錶現了蜀漢貨幣行使的普遍, 不但在國內, 甚至遠及東吳, 由此更反映出當時蜀漢經濟的發達興旺。可見蜀漢的金屬貨幣應當是比魏、吳者俱實用價值。當然所謂”府庫充實”的一大原因還包括“令更為官市”, 一來成都民間殷富者眾, 二來劉備、諸葛亮有因應通膨的對策, 因此對於物價造成的衝擊較小。而前述所謂“較成功”和“暫時成功”是因為直百錢發行久了之後似乎不可避免地出現弊病。蜀漢政府後來又有所謂的“傳形五銖”。《三國食貨志》：“蜀又鑄有傳形五銖錢, 則與直百錢並行者也。錢錄卷五：“顧烜譜謂昭烈鑄傳形五銖, 蓋五字居左, 銖字居右, 仿傳形半兩為之。”古泉匯利集卷五：“傳形五銖,顧烜董遹兩錢譜俱言蜀漢鑄。”案：傳形五銖不必為劉備所鑄, 當系直百錢行久多弊, 故蜀鑄此以救民困耳。五銖二字所以傳形者, 蓋自值百錢行, 五銖之觀念不清, 放變更五銖二字之位置, 明五字在左銖字在右之錢, 非僅直直百錢之百分之一也。古泉匯利集卷五有蜀傳形五銖圖, 茲摹於次以供參考。 ”想來諸葛亮在其執政期間對於蜀漢的物價與幣值穩定應當有相當的貢獻。除了提高境內糧食、物資的產值之外, “蜀錦外銷”也是重要策略。出售在魏、吳具有實質高價貨幣地位的錦帛, 創造蜀漢經濟繁榮, 可謂高明。《太平禦覽》引《諸葛亮集》：“今民貧國虛, 決敵之資唯仰錦耳。 ”山謙之《丹陽記》亦曰：“江東歷代尚未有錦, 而成都獨稱妙, 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 而吳亦資西道。 ”從貨幣角度去看, 蜀國的貨幣未必是最穩定, 但其政策卻是三國中最穩定的, 加上蜀錦的發展, 支撐了蜀漢社會經濟的發展。
蜀漢發行新錢實施貨幣貶值, 讓孫吳承受了巨大壓力。這是因為, 在魏、蜀、吳三國中, 大多數時候是蜀和吳聯手對抗魏的格局, 蜀、吳政治關係較好, 加上地理上的聯繫也更緊密, 雙方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 蜀漢推出了“大錢”, 如果孫吳繼續使用五銖錢, 吳國的大量貨幣就會流向蜀漢。在這種情況下, 孫吳於嘉禾五年（236年）也推出了自己的新貨幣“大泉五百”。面文“大泉五百”順讀, 徑2.9 cm, 重12克, 相當於2枚五銖錢多一點兒, 面背有內外廓, 以後越鑄越輕．輕約為8克。所謂“大泉五百”, 就是一種面值500錢的大錢, 一枚相當於500枚五銖錢！這種貶值的力度可謂空前, 蜀漢的“直百五銖”只能望其項背。但這並不算什麼, 僅僅過了兩年, 孫吳覺得這種錢還無法滿足需要, 又推出了一種新貨幣“大泉當千”, 每枚面值1000錢。與蜀錢不斷減輕錢幣自身重量進行貶值的“小打小鬧”不同, 孫吳貨幣貶值的手段就是直接加大貨幣面值, 在“大泉當千”後, 大約在赤烏年間, 孫吳還推出了“大泉二千”、 “大泉五千”兩種新錢, 面文“大泉當千”, 初鑄徑4cm, 重20克, 以後不斷減重。順時針旋讀, 面背有內外廓。 “大泉二幹”、
“大泉五千”兩種在江漸出土, 數量極少, 大泉五千存世僅2枚, 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他們的出現,
把貨幣戰爭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當時鑄錢也是銅不夠用, 孫權就命令民間獻銅, 酌量付給報酬。老百姓滿手都是大錢, 找零都沒法找。東吳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反應激烈, 堅決抵制, 就是不用你這個“大泉”。《晉書．食貨志》“（嘉禾）五年春, 鑄大錢, 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 計銅畀直。”《晉書．食貨志》”孫權嘉禾五年, 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 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 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 但有空名, 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 省息之, 鑄為器物, 官勿複出也。私家有者, 並以輸藏, 平卑其直, 勿有所枉。”儘管孫權發行的是大面額的貨幣, 說穿了還是“董卓鑄小錢”、 “辛巴威印鈔票”一類的行為, 在產值沒有相應提升的情況下, 面額再大的貨幣也只能等著被大幅貶值, 不管是什麼樣的貨幣, 也只是騙取民脂民膏的工具。孫權之所以後來不得不全面回收“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重鑄成“大泉當千”。這意味著幣價很可能已低於銅價。孫吳地處江南, 物產較豐富, 人民亦較富裕, 但根據考古實物研究, 孫吳時期的許多墓葬中出土的錢幣依然是漢錢佔絕大多數, 而孫吳自鑄的錢幣很少。由此可見, 孫吳所鑄的通脹錢幣遠遠不足以供應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之用。孫權實行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幾個品種, 到頭來是官民交困, 財政極度虧空, 國基不穩, 最後走向滅亡。
三國是風雲激盪的時代, 幾乎每天都在打仗。戰爭, 固然需要智慧和勇氣, 但拼的還是綜合實力, 是後勤保障和經濟基礎。為擺脫經濟困局, 蜀漢和孫吳都使用了幣制改革的手段, 在解決自身所面臨的經濟、財政問題的同時, 也試圖從金融方面打擊對手。
蜀漢從立國到滅亡的43年間“軍旅屢興”, 蜀漢推出“直百五銖”並一再減輕其重量, 雖然部分解決了朝廷財政困難和巨額軍費支出問題, 但也由此加重了對百姓的剝削, 無法使國家真正富強, 造成了”民窮兵疲”、”百姓凋瘁”, 諸葛亮雖然也採取了很多辦法試圖緩解經濟上的壓力, 但他不得不承認“今天下三分, 益州疲弊”。蜀漢後期, 隨著“直百五銖”越鑄越薄、越來越輕, 貨幣體系事實上已經崩潰, 即使劉禪不傻, 即使諸葛亮再活幾年, 恐怕也無力回天。
當孫吳推出了驚人的“大泉五千”時, 意味著它也是這場貨幣戰爭的最終輸家, 雖然孫吳後來對一些大錢進行了停用, 但貨幣混亂、經濟衰敗的局面已無法扭轉,加上孫權以後統治者的無能、貪婪, 孫吳也毫無起色。早年, 孫權和曹操抗衡, 屢次以弱擊強打敗了曹魏, 曹操感慨“生子當如孫仲謀”, 曹丕臨江長嘆。那時, 孫吳曾湧現出了周瑜、呂蒙、陸遜等一代名將, 但到了後期, 孫吳在軍事上只有被動挨打的份了。
戰爭, 打的是錢財糧草, 打的是經濟實力。為解決國內經濟問題, 蜀漢和東吳都使用了幣制改革的方法, 在解決自身的經濟、財政問題的同時, 也試圖從金融方面打擊敵國。面對蜀漢、東吳先後發起的貨幣戰爭, 魏的應對較為清醒冷靜。三國中以魏國人口最多, 政府推行屯田制, 又大興水利, 墾荒的面積最廣。當蜀漢和孫吳競相推出”虛值大錢”搶劫民間財富, 破壞自身經濟體系的時候, 曹魏因著有深厚的經濟實力, 可以堅持使用原有的五銖錢。在曹魏政權基礎上誕生的晉帝國, 承接了魏國強大的經濟實力, 最後統一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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