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末三國, 諸侯割據, 戰亂頻繁, 先有以宗教形式號召反叛的黃巾起義事件發生, 在上位者無不對宗教有所忌諱, 但在民間, 各派學說、宗教的傳播卻更加迅速, 當中包括影響至深的佛教。此時, 魏繼後漢, 建都洛陽, 一切文化都承後漢的餘緒,
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說是後漢佛教的延長。在這個時期, 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國的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 先後來到洛陽, 從事經典的翻譯。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見《魏書.釋老志》), 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 並創作梵唄。吳據江南, 建都建業。佛教由中原輾轉傳入。當時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 使佛教在江南地區大為廣傳, 並且受到吳大帝孫權的大力支持, 得以在江南地區大建佛舍寺塔。據《磧砂大藏經》及光緒《武昌縣志》記載, 吳王孫權建都鄂縣的頭一年(公元220年), 縣治內即建有昌樂院, 這是可說是東吳境內的最早的一座佛寺。孫權後來所建的建初寺, 位於南京市秦淮區, 更是繼洛陽白馬寺之後的中國第二座正式寺廟, 也是江南首寺, 今大報恩寺的前身。是古代著名伽藍, 江南佛教中心道場之一。
公元223年, 月氏國人支謙居士來武昌翻譯佛經, 可說是令佛教盛行之始。支謙, 一名支越, 字恭明。東漢靈帝時, 其祖父法度率其國人數百人移居中國。支謙出生於中國。支謙曾受業於支讖的門人支亮為優婆塞(未出家而信佛的人)。漢獻帝末年, 洛陽一帶發生兵亂, 他隨族人避亂南渡到東吳。在那裡他得到從事翻譯的機會, 支謙自黃武元年(公元222年)至建興(公元252?—253年)年間, 凡三十年, 廣事譯經, 共譯出佛經36部48卷。其中較重要的有《維摩詰經》、《大明度無極經》、《大阿彌陀經》、《菩薩本業經》、《太子瑞應本起經》、《大般泥洹經》等。未譯的補譯, 已譯的訂正。對《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等重要經典, 直接加以重譯。同時他又幫助從印度來華的維祇難和竺將炎譯經。支謙精通梵典, 敏慧出眾, 時人稱為“智囊”。後被孫權召見, 詢經典深隱之義, 他均“應機釋難, 無疑不析”。 “孫權聞其才慧, 召見悅之, 拜為博士, 使輔導東宮。”(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就是聘為太子孫登的老師。當時人稱“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 即支讖、支亮、支謙三人, 都是屈指可數的博學之士。後來太子死了, 他就去穹隆山過隱居生活, 年六十歲卒於山中。
先後來東吳譯經的還有維祗難、竺律炎、康僧會等人。吳黃武三年(公元224年), 天竺人維祗難與同伴竺律炎(一作竺將炎)來到武昌, 攜來《法句經》梵本, 其時吳士共請出經, 維祗難未善國語,
乃與其同伴竺律炎共譯為漢文。支謙曾參與《法句經》的訂正。維、竺二人後又譯出《阿差末菩薩經》4卷。竺律炎, 天竺人, 生卒年不詳, 其家世奉拜火教, 後受一沙門影響, 乃舍所學而歸依佛,
深究三藏, 尤精通四阿含。
經過支謙等人的譯經, 佛教已漸漸廣傳,
但還未算是興旺, 畢竟支謙本人是優婆塞(居士), 不是僧人, 本人又在東吳體制內謀職, 其影響力和權威性似乎有限。赤烏十年(247年), 東吳來了一個遠來的和尚, 他就是康僧會, 吳地佛教另一主要傳播者, 他祖上為康居國(西域古國, 即撒馬爾罕)人, 世居天竺, 其父經商而遷居交趾。康僧會精通梵文, 且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 “勵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至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辯於樞機頗屬文翰。”。東吳赤烏十年(公元247年), 康僧會到建業, 以奇裝異服與其“矯異”的行止引人注目, 後使孫權召見。相傳他曾利佛舍利顯靈, 說服孫權為其建“建始寺”。康僧在建業先後譯出《阿難唸彌》、《鏡面王》、《察微王》、《梵皇經》、《小品》及《六度集經》、《雜譬喻》等經典。又注出《安般守意》、《法鏡》、《道樹》等三經。他還“又傳泥洹唄聲, 清靡哀亮, 一代模式”, 也是古代佛樂的創作人。
《高僧傳》有記載, 康僧會從交趾出發,
拿著禪杖, 來到了東吳首都建康(今南京), 在建康他搭起茅草房居住, 掛起佛像, 然後找機會向建康百姓宣傳佛法。這時, 東吳還沒有見到過僧人, 「疑為矯異」。有司向孫權奏報: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檢察。這種情形有一個背景, 孫吳政權本身是鎮壓黃巾起家, 在東吳創業之初孫策也誅殺過道士琅邪於吉, 他們對面向民間的宗教宣傳有一種本能的戒備。這時來了個高鼻深目的歪果仁「沙門」(僧人),
算得上是一件需要專門應對的安全事件。孫權聽說過佛教, 大致是漢明帝夜夢金人這樣一些傳說故事, 所以對康僧會還算客氣, 直接召見了他詢問有佛法什麼靈驗的地方?康僧會回答說: “如來涅槃已近千年了, 可他留下的遺骨舍利, 依然神曜萬方, 當年阿育王造了佛陀舍利塔八萬四千座!寺塔興盛, 正是佛法垂化的標誌啊!”孫權不信康僧會的話, 提出如果康僧會能夠得到釋迦牟尼佛的捨利, 就為佛教造塔, 如果虛妄, 就按照東吳的刑法治康僧會的罪。康僧會請求給他七天時間祈請佛陀舍利, 孫權答應了。
康僧會對他的隨從說: “佛法的興廢, 在此一舉。如果這一次不能以至誠求得舍利, 今後還有誰會相信呢?”於是康僧會沐浴更衣之後, 在封閉靜室裡將銅瓶放置在几案上, 燃香虔誠禮佛, 祈請出現舍利。七天過去了, 一點動靜也沒有。僧會請求再給他七天時間, 孫權答應了。又是七天過去了, 仍然沒什麼動靜。孫權不開桑了, 要以欺誆的罪名治康僧會的罪。康僧會請求再給他七天時間。孫權特別從權, 又允許了。這時康僧會的心情也非常沉重, 他對隨從說:當初孔子曾經說過, 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佛法靈驗, 而我卻不能感應, 那也不必讓國主的刑律來懲治我, 我自己就捨棄性命了吧。於是康僧會遂以必死之心, 再度焚香祈請。康僧會引用的孔子的話, 全文為 “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 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 ”(《論語•子罕》)這是孔子在匡地遭遇劫難時候說的話, 意思自己承擔使命, 如果上天要讓這個使命完成, 自己就不會死, 康僧會藉以表達自己的決心, 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他對儒家經典十分熟悉。第七天傍晚, 仍然毫無動靜, 康僧會周圍的人包括孫權派去監視的官員都感到驚恐畏懼。到五更時分, 忽然聽到銅瓶裡鏘然有聲, 康僧會果然得到了舍利。
天明之後, 康僧會把舍利呈現給孫權, 孫權召集文武百官舉朝來觀看舍利, 只見舍利的五色光焰照耀在銅瓶之上, 孫權親自將銅瓶裡的五彩舍利倒入銅盤, 未曾想舍利一落到銅盤上, 竟將其擊碎。孫權肅然稱羨: “這真是稀有的祥瑞啊!”康僧會進一步對孫權說: “舍利的威神,
不只是它的光彩和形相, 哪怕劫火也不能燒壞它, 金剛杵也不能砸碎它!”孫權令人當場抬來鐵砧, 將舍利置鐵砧上,
叫力士用鐵錘用力錘擊。此時的康僧會站在一旁, 默默起誓: “佛法無邊, 蒼生仰澤, 願更顯神跡, 向眾人佛法的威靈。”力士奮力舉錘, 用盡全力砸在舍利之上,
鐵砧和鐵錘都被磕出了小坑, 而捨利果然分毫無損。至此, 孫權大為嘆服, 同意康僧會的請求建造寺塔。因為這是建康的第一座寺塔, 所以寺名叫做建初寺, 建寺造塔的這個地方, 後來被稱為佛陀裡, 也就是南京長幹裡一帶(今內秦淮河以南至雨花台以北)。此外, 孫權還建造了阿育王塔, 供奉感應舍利, 該塔就是明成祖朱棣後來修建的大報恩寺的前身。從此, 孫權篤信佛教, 江東佛法也日漸興盛起來。
後來, 一直到孫皓登基, 他所行法令, 苛刻嚴厲, 廢棄了許多濫設的祠廟, 並準備毀掉佛寺。不明白佛教緣由的孫皓說:“佛寺因何興起?如果它的教義純潔正確, 與聖人的經典相互照應, 便可以倚存信奉它的道義。如果沒有實際效應, 便全部燒毀。”明白緣由的各位老臣進諫說:“佛的威力深遠, 康僧會感召祥瑞, 先皇(指孫權)才創建了佛寺, 現在如果輕易毀掉, 恐怕會帶來災禍,
以後會要後悔。”孫皓便派遣張昱, 到佛寺去詢問康僧會, 從而考查佛教的真偽。張昱素有善辯之才, 向康僧會提出各種疑問, 康僧會隨機應變, 慷慨陳詞, 深刻有力, 講得張昱, 理屈詞窮。張昱回去, 讚歎康僧會的聰明才幹, 對孫皓說:“這個人絕不是我所能趕得上的。希望您好好地對他加以考察。”孫皓召集許多在朝的賢臣, 用車馬將僧會迎接過來。康僧會坐下以後, 孫皓問道:“佛教所講善惡報應, 與儒教所說, 哪個正確呢?”康僧會回答說:“賢明的君主拿孝敬父母、慈愛子女來教育世人, 神鳥就會凌空飛翔, 老人星就會在天上顯現;用仁愛行善來育化萬物, 清甜的泉水就會噴湧而出, 美好的禾苗就會破土而長。善既然有祥瑞的徵兆, 惡也一樣。所以在暗中做壞事情, 就有鬼來懲罰;在明處做壞事情, 就有人來懲罰。《周易》有'積善餘慶'之語, 《詩經》有'求福不回'之詠。這雖說是儒家的格言, 可也是佛教的訓示。”孫皓說:“若是這樣, 那麼莊周、孔子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何必還要用佛教呢?”康僧會說:“週、孔所說, 大約只是眼前的事, 至於佛教所說, 卻有極其深遠的意思:做惡的人, 有地獄等著, 叫他長期受苦;行善的人,
有天宮在那裡, 讓他永享歡樂。用這個道理來規勸或阻止世人, 該怎樣做、不該怎樣做, 不是更有說服力嗎?”孫皓當時無法反駁他的說法。他雖然耳聞佛法, 但那昏庸兇暴的生性, 卻使他不免做些肆虐的事。
《法苑珠林》及《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寫道, 後來孫皓修建後花園並挖出一尊金身佛像, 孫皓輕蔑成習, 教人把這神像放在廁所,
替他捧廁籌, 褻瀆神靈, 引以為樂。廁籌是什麼?廁籌又稱廁簡, 是用來擦屁股的的木條或竹條, 也就是那個時代的衛生紙。孫皓把金身佛像擺在廁所裏已經大不敬, 又捧廁籌, 這是大不敬中的大不敬。到了四月八日浴佛日這天, 孫皓笑說, 不是浴佛嗎?他就尿在佛像頭上。不久, 全身腫痛, 徹痛難當, 陰部尤其嚴重, 痛不欲生。太史占卜說是冒犯大神所致。孫皓拜遍各個寺廟, 藥石罔效。有宮女信佛, 說, 所謂大神, 就是佛。孫皓得罪了佛, 才會遭到天譴。孫皓悔悟, 迎佛像進宮,
清洗乾淨, (也可能是把先前褻瀆的那尊佛像用香湯清洗之後, 迎置殿上, 焚香禮拜。)疼痛才逐漸減輕, 並請求大師僧會為他講經。康僧會為孫皓說法, 但孫皓個性兇暴粗, 不易開悟, 因此講了不少報應、感應的事。後來孫皓懺悔, 拜佛、建佛寺。不只是對孫皓, 對善男信女, 神蹟感應, 不僅最具說服力, 也最容易受歡迎, 畢竟祈福避難, 是人人所願。
另外談起上海龍華寺的傳說,很多老上海都能娓娓道來。相傳在三國時期, 西域康居國大丞相有一個大兒子, 單名叫會。他不戀富貴, 看破紅塵, 立志出家當了和尚, 人稱“康僧會”, 康僧會秉承佛旨, 來到中華弘傳佛法, 廣結善緣, 他東遊於上海、蘇州一帶。一日, 來到龍華盪, 見這里水天一色, 塵轍不染, 認為是塊修行寶地, 就在這裡結廬而居。他不知道, 這里之所以景緻幽靜不凡, 是因為廣澤龍王在這興建了龍宮。廣澤龍王見來了個和尚居住, 心中很不高興。一時起了惡念, 要興風起霧, 掀翻和尚的草廬、把和尚嚇走。可是龍王突然發現草廬上放射出一道毫光, 上有五色祥雲, 龍王吃了一驚, 他挨近一看, 見康僧會神色端詳, 正在打座誦經。龍王聽了一會兒, 被和尚所誦的佛旨所感動, 他不僅打消了原來的惡念, 還走上前對康僧會說:自己願回東海去住, 把龍王宮讓給康僧會, 用來興建梵宇。康僧會接受了龍王的一番好意, 他就把龍宮改建成龍華寺, 還專程趕到南京拜會吳國君主孫權, 請他幫助建造佛塔, 好安置自己所請到的佛舍利。就這樣, 在龍華寺中又建了13座佛塔, 安放13顆佛舍利。
還有在民間傳說中, 這位“康僧會”還做過一件至今對上海乃至周邊地區影響深遠的事, 那就是他曾在龍華寺附近設立“滬生堂”, 傳授自印度流傳過來的製糖之法, 造福當地百姓。在三國時期, 上海及周邊地區還只有一些不起眼的小漁村。男人出海捕魚, 女人操持家務, 過著清貧的生活。 “康僧會”在上海地區建立龍華寺後, 以此為根基在周邊地區弘揚佛法, 由於他佛法精深, 又供奉有13顆佛祖舍利, 加上龍華寺的神秘傳說及國主孫權的支持,一時聲名遠播, 信徒甚眾。 “康僧會”當時傳授的屬於比較原始的小乘佛教, 他和寺眾還是傳承佛教傳統的生活方式, 即不自己進行生產, 平時衣食全部靠化緣和信徒的布施(東南亞一帶的佛教國家, 出家的僧眾還是以此為生的)。在此過程中, “康僧會”發現當地氣候惡劣, 漁民出海常常會遇到狂風暴雨等惡劣天氣, 在加上地處偏遠, 缺醫少藥, 漁民生活十分困苦。一次他在周圍地區弘法佈道的過程中, 發現當地山上有一種植物很像印度古籍《吠陀經》中記載用以熬糖的甘蔗, 乃採集了一些迴龍華寺, 並按照《吠陀經》所記載方式進行製作, 居然造出了紅糖。 “康僧會”以他對醫學的研究, 知道紅糖對人體有諸多好處, 這一發現令他興奮不已, 於在便在龍華寺內熬製紅糖, 贈送給當地漁民。由於紅糖口感甘醇, 且食用後對身體大有裨益, 漁民們很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紅糖。但由於龍華寺面積較小, 僧眾有限, 而且平時還要佈道禮佛, 很難滿足廣大信徒的要求。於是“康僧會”便在龍華寺附近建造了一個專門用於製作紅糖的作坊, 由他親自傳授紅糖製作工藝, 信徒自願參與熬製紅糖, 這樣就基本滿足了當地漁民對紅糖的需要。由於紅糖對人體大有裨益, “康僧會”乃取佛教“護佑眾生”的理念, 給這個作坊取名為“護生堂”(由於上海地區被簡稱為滬, 後來在民間流傳的過程中, “護生堂”逐漸被人們稱為“滬生堂”)。 “康僧會”又根據當地缺少醫藥的現狀, 憑藉其深厚的醫學功底, 創造性的在紅糖中添加人們日常食用的“生薑”、“蔥白”、“胡椒”、“紅棗”等配料, 熬製出一些功效更為顯著的紅糖品種。男人出海時身邊帶著生薑、蔥白等熬製的紅糖, 用以抵禦海上的風雨;女人在家常飲用紅棗、胡椒熬製的紅糖, 可以活血健身……在“滬生堂”的護佑下, 人們安居樂業, 生活富足。後來雖然上海地區由於氣候變化及經濟發展等原因, 不再種植甘蔗熬紅糖(但在上海周邊地區(例如浙江義烏等地)至今仍保持著種蔗熬糖的習俗)。但上海及周邊地區的人們在飲食中都要加一些糖的生活習慣卻保留至今, 並有“不可一餐無糖”的說法, 從而形成上海獨特的飲食文化。
有傳在公元280年, 這一年東吳滅亡, 康僧會亦往生了, 但肉身仍留在建初寺裡, 之後經歷了不同朝代還流傳著很多事蹟。我們在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東側, 還可以看到有以四組全景式連環畫描繪了康僧會的兩個故事。及後在江南的佛教再一次得以大盛,
就是在東晉時, 一代高僧慧遠到武昌建寺弘法, 加上北方不斷受戰火摧殘, 佛學得以在南方奠基, 為佛教淨土宗文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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