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位於安徽省中部, 面積800平方公里, 是我國五大淡水湖之一。關於巢湖的形成, 多部史料有“秦漢時期由居巢或曰巢州下陷而成”的記載,
自古亦有“陷巢州, 長廬州”的傳說, 從而間接表明巢湖水下應該有一座城池。而隨著2001年巢湖塘咀水下遺址的發現, 這個古老的傳說變得更加撲朔迷離。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專家對「唐咀水下遺址」進行了細緻的勘察和研究, 根據遺址上出現的大量漢代陶器殘片、被掩埋的10至20厘米厚的生活灰燼層, 以及技術測年,
加之結合文化層考慮, 專家認為, 大約終止於1800年前的這個遺址, 與歷史記載的赤烏二年（公元239年）發生的“陷巢州”年代非常吻合。這一結論, 將塘咀水下遺址和歷史記載中的古居巢國聯繫在一起。古居巢國是殷周時期的重要方國之一, 《尚書》中有兩處記載, 《左傳》中有九處記載, 青銅器《班簋》以及《鄂君啟節》的銘文也都有記載, 但後人在以歷史文獻考察這一古國的都城時, 對它的消失始終有一些難解之謎。到底“陷巢州”的故事起源是怎樣? 到底古城是否在孫權赤烏二年陷城為湖? 我們在以下探索一下。
宋代劉斧編撰志怪傳奇集《青瑣高議》, 現存前集10卷、後集10卷、別集7卷, 共計148篇, 多系輯錄前人著作, 或經劉斧略加改寫而成。 《青瑣高議》後集的開篇之作, 就是《大姆記——因食龍肉陷巢湖》, 可以說是《搜神記》中《龍兒救姥》一文的「升級版」。全文如下：“究地理, 今巢湖, 古巢州也。或改為巢邑。一日江水暴泛, 城幾沒。水復故道, 城溝有巨魚, 長數十丈, 血鬣金鱗, 電目赭尾, 困臥淺水, 傾郡人觀焉。後三日, 魚乃死。郡人臠其肉以歸, 貨於市, 人皆食之。有漁者與姆同巷,以肉數斤遺姆, 姆不食, 懸之於門。一日, 有老叟霜鬢雪須, 行步語言甚異, 詢姆曰：人皆食魚之肉,
爾獨不食懸之, 何也？姆曰：我聞魚之數百斤者, 皆異物也；今此魚萬斤, 我恐是龍焉, 固不可食。叟曰：此乃吾子之肉也,不幸罹此大禍, 反膏人口腹, 痛淪骨髓, 吾誓不捨食吾子之肉者也。爾獨不食, 吾將厚報焉。吾又知爾善能拯救貧苦, 若東寺門石龜目赤, 此城當陷。爾時候之。若然, 爾當急去無留也。叟乃去。姆日日往視, 有稚子訝姆, 問之。姆以實告。稚子欺人, 乃以朱傅龜目, 姆見, 急去出城。俄有青衣童子曰：吾龍之幼子。引姆昇山。回視全城陷於驚波巨浪, 魚龍交現。大姆廟今存於湖邊, 迄今漁者不敢釣於湖, 簫鼓不敢作於船。天氣晴朗, 尚聞水下歌呼人物之聲。秋高水落, 潦靜湖清, 則屋宇階砌, 尚隱見焉。居人則皆龍氏之族, 他不可居, 一何異哉！”
同是“陷巢州”傳說, 《大姆記——因食龍肉陷巢湖》不僅比《搜神記》中《龍兒救姥》描述詳盡, 而且突出了老姆的魅力。老姆所以不食魚的理由是：「我聞魚之數百斤者, 皆異物也；今此魚萬斤, 我恐是龍焉, 固不可食」。這樣, 就使她的行為具有較強的理性色彩。文末段云「大姆廟今存於湖邊」, 並有接續《大姆續記——盜賊不敢過巢湖》一文, 張揚了大姆「茲蓋神之明正, 不容盜賊踐其境也」的形象。從《搜神記》到《青瑣高議》, “陷巢州”故事情節總體上是一脈相承的,
說的都是龍王“陷巢州”。而另有天帝“陷巢州”的故事, 則很少為人們所關注。清李恩綬編纂《巢湖志》「紀聞」部分, 記載了「天帝版」陷巢州故事：“巢州居民爭取水族以食。其後臘月二十五日, 玉帝遊歷諸天, 召北極紫微帝問曰：「巢州善惡何如？」北極奏曰：「巢民害物無數, 日久冤深, 非連地蕩為太湖, 不足贖累年殘忍罪。」玉帝曰：「可。」北極退召真武曰：「巢民造惡, 令全城陷沒, 汝速奉行！」真武曰：「千裡之廣, 未必一一皆然, 容臣下問地祇。」回奏北極曰：「彼州神祇已奉敕矣。」真武又力請自差天罡神審驗。天罡化為大鱉, 浮游水面。官即差人捕取, 百姓亦然,
天罡回奏真武, 又請自降, 化一道人, 沿街乞水七日, 家家腥穢, 最後一家號焦婆, 水獨清淨。問之, 婆曰：「我一家三口,
久厭腥穢, 蔬菜而已。」真君曰：「吾非人也, 此地將蕩為湖, 汝宜速往他所！」婆依言他往。未幾, 雨水橫發, 州果陷。真君復降, 敕焦婆命主此湖。數日婆卒, 遂為神。因名焦湖, 從婆姓也。 ”
「天帝版」陷巢州故事, 李恩綬僅注「見《好生合編》」, 不知所本, 但是確認了焦婆為人品德和身份地位, 進而對“陷巢州”故事的流傳具有重要意義。“陷巢州”的傳說, 可見上述諸多文獻版本, 這對一個民間故事來說, 是極為罕見而確鑿其事的。與此同時, “陷巢州”的傳說, 還被歷代文人墨客所關注, 演繹成精美的詩詞華章。早在唐代, 大詩人羅隱遊覽巢湖, 即留下七律《中廟》一首：「臨塘古廟一神仙, 繡幌花容色儼然。為逐朝云來此地, 因隨暮雨不歸天。眉分初月湖中鑒, 香散餘風竹上煙。借問邑人沈水事, 已經秦漢幾千年。」南宋著名詞人姜夔遊巢湖, 首創《平調滿江紅》, 開篇即是「仙姥來時,正一望千頃翠瀾」。明末清初大畫家石濤, 對“巢湖地陷”更是深信不疑, 他在《巢湖圖》上題有「波中遙望鳳崔嵬, 鳳閣琳瑯臺壯哉。樓在半空云在野,櫓聲如過鶴聲來。巢湖地陷赤烏事, 四邑水滿至今災。幾日東風泊沙渚, 途窮對客強徘徊」詩句。清邑庠生楊於芳則有詩云：「滄桑本是異流言, 龍漠蜺高自天竺。尼父由來怪不語, 書非恆理安可讀。及今目睹見奇徵, 始信天地多翻覆。聞說當年赤烏陷, 昔也為陵今為谷。」這些膾炙人口的詩詞華章, 無疑佐證了“陷巢州”傳說的經典文獻。目前, 有關傳說的遺跡遍佈巢湖, 如巢湖又叫做焦湖(康熙《合肥縣志》解釋云：焦湖, 謂因焦姥得名), 湖中的島名為姥山島、鞋島、孤島, 還有姥山島上始建於西晉年間(公元284年)的華藏凈寺原名聖妃廟、聖姥廟, 巢湖中廟亦曾供奉“巢湖焦姥”及稱為聖姥廟等等, 但當然,這些人文遺址都不可以證明巢湖是巢城而成, 更不可以可以證明以上傳說的真確性。
關於巢湖的形成, 一直眾說紛紜, 主要有三種: 一種是民間流傳的、史書上也有所記載的“陷巢州”的傳說, 認為巢湖水域在古代是一座城市,後沉入湖底。另一種是地質學者的觀點, 認為巢湖是在地殼運動過程中由陸地下陷而形成的, 屬於陷落湖,時間在秦漢以前, 與民間傳說無關。還有一種是歷史學者的看法, 他們從字面上對史料進行反覆論證, 找出了一些漏洞, 得出結論, 史書記載的有關“陷巢州”的傳說不過是神話故事而已, 並非有事實依據。
從地質學上分析, 巢湖是在地殼運動過程中由陸地下陷而形成, 屬於陷落湖, 是2億年前板塊交匯地帶, 後來經過斷裂、斷陷, 使大別山北麓的流水在這裡受阻, 形成斷陷湖。在距今約1.5萬年, 巢湖大致成形, 到現在, 表現為大量泥沙不斷流入湖中,
湖水面積不斷縮小, 最終形成現代的巢湖。巢湖形成初期, 湖盆下沉趨勢顯著。現代地圖上10米等高線即為當時的湖岸輪廓, 湖泊面積達2000多平方公里, 原先在巢湖市（原巢縣）城關附近的大沼澤竇湖早已消亡。白湖以及包括無為洲在內的廣大濱湖地區, 當時亦屬巢湖水域。據史料記載, 僅宋代以前的200多年間, 湖泊面積就縮小了五分之一。因此我們知道“陷巢州”應是巢湖有部份地陷了, 並不是水漲淹城, 而且湖底陷了, 湖面的面積反而越來越小, 或因此伴隨著“長廬州”一說。
有一些傳說, 卻說當東邊的巢州“城陷”, 西邊的廬州(即合肥)會“地升”。廬州這邊, 不是湖水暴漲, 而是湖床上升, 隆起為土崗。“漲”變成了“長”, 音同, 字異。大約緣此,“漲廬州”轉換成“長廬州”,“陷巢州, 漲廬州”又相應轉換成“陷巢州, 長廬州”。然而“長廬州”文本少見。目前流傳者有兩個代表性文本, 一本是以《搜神記》“古巢老姥”情節演義而成, 只在篇末綴上一句：“巢州陷後, 合肥澤國不存, 長而為陸地。”一本是藉元代《玄天上帝啟聖錄》神話改編而成, 只是結尾附加一句：“巢州城陷落了, 在巢湖西面出現了一個城市, 這就是廬州（合肥）。”其實這亦符合了巢湖地質發現, 考古界有一個「水下有遺址, 山上就一定有斷層」的鐵律。考古專家從衛星拍攝的巢湖北山影像圖上可以清晰看到沿巢湖東北岸一線存在著明顯的地質斷層現象, 斷層產生的原因很可能是發生過一次地質沉降, 而沉降區域正是這片區域。因此推斷, 巢湖東部的確發生過嚴重的地震, 導致水域一帶城市整體下落, 而這亦會產生「此消彼長」的情況, 湖盆地勢西北高東南低, 向東南傾斜, 當地陷在東邊發生時, 湖水向東加速注入積聚, 的確有機會令西部的湖岸東移, 使廬州“增長”了。又或者, 由於湖水面積歷年減少, 令古人得見土地增長, 所有有此傳說及說法, 據《廬州府志》記載, 肥西三河鎮1855年前只是入湖口的一個小沙洲, 而到1907年, 它的位置卻遠離了湖濱, 至今距巢湖水面已有十五六公里了。不管如何, 從上可見, 目前的“水下城址”, 極有可能是在一次地質沉降中沉在湖底, 而這種沉降, 必然伴隨著一次強烈的地震導致。其實在巢湖傳說中屢屢見有巨魚自湖躍於城內, 也可能屬於地震的徵兆。
致於地震是何時發生, 在方誌中有諸多文本, 內容與屬性較為複雜, 但縱觀以上皆指出巢湖其實自古已有, 至少在三國時巢湖已成(“曹操四越巢湖不成”), 而且當中不乏史料說出巢湖中的城是在東吳赤烏二年所陷, 更有人引《廬江縣志》記載：“湖陷於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七月十三日戌時”。 《巢縣志》記載：“吳赤烏二年, 巢城陷為湖。”更有人說其實早在《三國志》、《晉書》、《宋書》已有引相關傳說, 但本人不知是版本問題還是拙於搜尋, 遍找不獲, 但《三國志》、《晉書》、《宋書》中也有一些地震的紀錄見載, “青龍二年（234年）十一月,京都地震, 從東來, 隱隱有聲, 搖屋瓦。景初元年（237年）六月戊申, 京都地震。嘉禾六年（237年）五月, 江東地震。赤烏二年（239年）正月, 〔江東〕地再震。”又, 《江南通志》有秦始皇時陷長水縣為湖的童謠記載, 黃武二年、嘉禾六年, 江東地震。赤烏二年, 江東再地震。赤烏十三年, 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等, 也有記載。又, 《安徽省志•地震志》有關“地震活動”報告：“根據現有史料和近代儀器記錄, 自公元294年至1985年, 安徽境內共記載了17次4.75級以上地震”。又, 《中國地震》、《中國地質史料》、《中國歷史強震目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地質災害》等專著, 等等, 均無震陷巢城記載。
根據巢湖中廟中的《後唐重建巢湖太姥廟記》, 於後唐保大二年(944年)龍集甲辰八月十日所立：“巢湖太姥者, 姓寧氏, 則古巢州人也。當漢末魏初之日, 值吳強蜀霸之年。國既鼎分, 雄爭虎踞。鳧毛墜地, 鯨寇滔天。江淮競起於幹戈, 京洛爭持於劍戟。且桑田變海, 今古共論。土地更時, 神祇自顯。唯太姥心將陰契, 道與宴符。遇聖者於蓽門, 洩神機於語次。其後果見龍王作怒, 鬼將興嗔。使彼巢城, 陷為湖水。樓閣皆沉於浩浪, 黎民悉沒於洪波。而太姥先知, 獨登高巘。生則免茲漂溺, 歿乃主此波濤。陰功大及於行人, 靈驗尋興於廟宇。塑神姿於寶座, 列陪位於香壇。丹臉桃紅, 雙眉柳綠。掌神兵於水府, 呼風伯於山頭。送黎民未濟之舟, 救商賈欲亡之難。南北之征帆蔽日, 東西之白浪連云。求之則必遂諸心, 禱之則皆從人欲。無偏無黨, 有託有依。案前之酒無窮, 筵上之犧牲不絕。人皆蒙祐, 物盡銜恩。雖聖德遐彰, 而殿堂且隘。”當中記載亦將成陷時間定為三國時期。
有學者查閱了《巢湖志》、康熙《巢縣志》、雍正《巢縣志》、道光《巢縣志》、《廬州府志》等等, 找到了“陷巢州”的歷史記載。例如方志引《青瑣高議》云：“焦湖河泊所, 地系古巢州。西晉初江漲,
港有巨魚, 漁者取以貨於市, 合郡食之, 有一姥獨不食。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獨不食, 吾厚報汝。若東門石龜目赤, 城當陷。姥日往視, 稚子訝之, 姥以實告。稚子欺之, 乃以朱塗龜目, 姥見, 急出城, 城陷。有童子曰：吾龍子也。乃引姥登山而免。”有方志引《太平寰宇記》：“巢湖在巢縣西一十五里, 合肥縣東南六十里, 廬江縣北三十五里, 一名樵湖, 一名焦湖。”亦有方志引《吳志》云：“或作勦, 耆老相傳居巢地。昔有一巫嫗, 預知未然, 所說吉凶咸有徵驗。縣門有石龜, 巫云：若龜出血, 此地當陷為湖。未幾,
鄉邑祀祭, 有人以豬血置龜口中, 巫嫗見之, 南走, 回顧其地, 已陷為湖。人多賴之, 為巫立廟, 今湖中姥山之廟是也。”再有方志引舊志云：“巢縣為洪水所陷, 改巢源為焦, 中存聖姥山, 特封焦婆, 號顯靈聖母。”方志在編年合紀中記為：
吳赤烏二年, 巢城陷為湖。特別是康熙《巢縣志》等, 對陷巢州還做了探索性記錄——尹士達云：“成化癸卯中, 餘僑寄邑南之高林, 正月三日, 以履端之慶, 過法云院, 歸至山椒, 忽見湖中城垣高聳, 樓櫓崢嶸, 旌旗帆檣, 旋繞於城外者, 紛沓分明於菸靄中。乃下馬注目者久之, 因顧謂同行曰：異哉此遇乎。父老謂湖幹則巢州現, 豈今歲亢旱之報, 抑蜃氣噓為樓台者然耶。因詠詩紀之。是年春半徂秋, 歷時不雨, 湖亦就涸, 人皆由湖心行, 瀕湖居民, 咸於湖掘取磚石, 鬻利於郡城者至相踵接。問之, 則曰：巢州故物也。餘因歷訪之, 咸曰：姥山西, 舊稱巢湖；姥山東, 則故巢州, 晉赤烏二年陷也。且巢湖襄五百里。此說為近, 故錄餘親睹事以質疑。”又, “瞿景淳常乘舟巢湖, 至金斗, 夜於舟中見湖心如列萬炬, 明年遂中會元。此湖燈也, 漁人水工習見之。康熙七年冬湖涸, 有蘆溪嘴運糧軍人,其東南十餘里見大磚砌湖中土內。掘之, 得古城磚數万, 鬻郡中。其地與高林相對。又, 湖中有三磧：北曰灰磧, 掘之有灰；中曰大磧；近巢河曰欄船磧。此三磧者, 每湖水涸, 漁於舟中者, 習見之。其土墳然而起,
其上皆有木, 出土數寸, 如屋柱,森列甚眾, 水稍盛, 則沒不見。又, 高林河旁有墩突起, 高二三丈, 上有古城隍廟, 曰此陷沒所遺者。自此而下皆平田。南行里餘, 地名陳家花園, 掘三尺餘, 有天井石階。又掘而前, 有石城門限, 限上車轍痕深數寸。當巢縣西關盡處, 南鄰鮑家小圩界河中,深處有埂, 長數十丈, 隱水中不見。或數十年河水涸, 偶一見之。俗呼曰女人街也。崇禎戊辰春見時, 北流尚通, 南流已竭, 可通徒步。見其上木柱出土可三四寸, 森列無數, 遍地瓦礫, 二面皆細紋, 與近時迥異。有於瓦礫中拾得古錢者, 文曰半兩, 二龍旋其上。康熙六年未春又見, 偶舟經其旁, 有鍬, 持以掘得錢數百, 其面文曰五銖, 背文曰一當五百, 皆紅銅所造。置石上,
初無聲。於是居人有掘者, 或得錢與爐、鏡, 或得腰刀, 大者長三尺餘, 小或二尺餘, 無缺折毀爛, 拭輒光明燦發。樑柱巨者可五六尺圍, 取為薪, 外朽而中猶勁, 無不酬所欲。”
從以上的種種記錄, 似乎都明確指出“巢城”陷於赤烏年間。我們再看看考古發掘的情況。2001年底,「巢湖市發現隋代窯址」的消息被報道後, 便有群眾提供線索,說巢湖北岸在冬季水位下降時河床上露出大量的陶片, 可能和窯址有關。考古人員遂趕到了距市區不遠的現場發現在沿湖濱大道的護坡下露出水面的約有二、三百米的河床上到處都散落著陶片。這些陶器,以泥質灰陶和夾砂灰陶為主,同時還有泥質紅陶、褐陶、夾砂黑陶以及一些燒成溫度略高的硬陶等。器物以圈足器為主,一般都比較大,無論是口沿,還是底座弧度都很大,品種有甕、盆、缸、罐、壇、釜等生活用品。少部分陶器上有印紋,主要有方格紋、席紋、弘紋、繩紋和刻劃水波紋。一些泥質灰陶比較精細,胎體很薄,表面有貼塑。
據當地漁民介紹, 陶片分佈的範圍向湖中延伸有4、5公里遠,陶片多的地方有厚厚的一層。他們還能大至說出這座城址四個城門的位置。在一般的年份, 冬季的河床上能夠看到有十多口水井, 其中有一個水井旁還可以看到一棵兩人都合抱不過來的古陶器。在村民家中, 考古人員還見到了他們在河灘撿到十分完整的陶釜、陶壺等。由於塘咀這個地方是完全開放的,
週邊村民得知消息後, 紛紛前來撿拾, 很多古物因此被撿走, 直到2002年7月, 巢湖市文物管理所才陸陸續續從附近村民手中徵集到遺失的陶器、銅器、銀器共260件。又康熙《巢縣誌》記載, “康熙七年冬湖涸, 有蘆溪嘴運糧軍人,
於其東南十餘裡見大磚砌湖中土內。掘之, 得古城磚數萬, 鬻郡中。其地與高林相對……其土墳然而起, 其上皆有木, 出土數寸, 如屋柱, 森列甚眾, 水稍盛, 則沒不見。”磚, 大體出現於春秋戰國期間,秦漢時期製作才趨於成熟, 之前多夯土為城, 鄭州商城遺址即其一。在夏商時期的古巢國故城遺址, 出土數萬大磚, 很難想像。康熙《巢縣誌》又云:“宋元間, 巢湖湧大鐵鐘一口, 鐵佛一首, 作鐘樓貯鍾。至崇禎八年, 樓焚鍾廢, 佛首現供慈氏寺中。”如果大鐘、佛首也來自水下遺址。佛教傳入中國, 當在漢明帝期間, 綜合可見, 水下若是城池, 年代當在漢或之後, 基本斷定這是一處沉入湖底的秦漢時期的城市遺址。
根據遺址上出現的大量漢代陶器殘片, 以及被掩埋的10至20厘米厚的生活灰燼層（其中含有動物骨骼）, 通過對該遺址文化層含碳較高的中間層位14C測年, 結合文化層考慮, 專家認為, 大約終止在1800年前的這個遺址, 完全與歷史記載的赤烏二年（公元239年）發生的“陷巢州”年代相吻合。亦有專家在巢湖唐咀水下遺址上研究, 被湖浪衝上來的湖底遺物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居巢城的平面佈局形態似乎呈“西城東廓”之城廓並列形式, 它先築有內城, 後築城廓, 即唐咀水下遺址可以看作是後人對居巢廓再向北、東的外延。更有上輩漁民甚至能夠說出水下古城四個城門的位置。據巢湖市文物管理所考古人員最新測量, 目前露出水面的遺址東西長600米, 南北寬180米。
2005年4月, 巢湖水下遺址研究成果正式通過國家專家組認證, 確定水下遺址與歷史記載的“陷巢州”年代完全吻合, 也就是說, 基本確認巢湖的前身就是古代居巢國所在地。當時在發掘時, 在巢湖北岸湖濱大道的護坡下, 考古人員發現在露出水面、離護坡約300米遠的河床上到處散落著大大小小的陶片。隨便拼湊, 便能得到一個完整的陶罐。令人驚訝的是, 發現了用大型陶片圍成的水井, 在渾濁的湖水中, 用肉眼就能分辨出類似的水井有十多口。其中一個水井旁邊, 還有一根直徑80厘米的古樹樹根。考古人員並到周圍村民中徵集一些信息, 同時到遺址上採集一些文物。結果讓他們大吃一驚完整的文物很多, 經濟價值高的文物也多。這是以廢墟為特徵的遺址所沒有的。在發現的文物中, 有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玉斧, 帶有商周時期特徵的陶罐, 用於壓製陶器用的陶拍, 銅質的魚鈎和陶製的鈎墜, 特別是發現的錢幣種類中, 從最早楚國中的蟻鼻錢, 到秦朝的半兩錢, 漢代的五銖錢, 王莽時期的大布黃千、大泉五十。這些東西展示了一條明晰的年代線, 說明這裏的城市文明曾延續過數個朝代, 最晚可以佐證到東漢初年。另外, 還發現了只用於古代高規格建築物上的板瓦和瓦當殘片。值得一提的是, 還有三枚刻工精美的銅質、玉質、銀質的漢代印章的發現。玉印是一枚在漆黑烏亮的玉上刻製的雙面印, 無鈕無孔, 印面呈正方形, 長23毫米, 寬22毫米, 高8毫米。該印製作精良、章法嚴謹、筆勢圓轉, 粗看筆劃平方正直, 卻全無板滯之意。印文一面刻“慎齋”, 另一面是用於書簡的印章“護封”, 陽文有邊框。考古人員解釋說, 秦統一後, 什麼身份的人用什麼樣材質的印章是有規定的, 至漢代, 這種限制更加嚴格。玉是帝后印的專用材質, 百官印是不能用玉製作的。兩漢時期的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貴稀少的一類, 傳世或出土的一些玉印絕大多數是殉葬印, 而不是實用印, 所以這枚印章十分珍貴。銀印是一枚中有穿孔的兩面印, 因為有穿孔可以佩帶, 所以又叫“穿帶印”, 盛行於漢代。該印用刀鑿（刻）而成, 正方形, 邊長12毫米, 印台高8毫米, 穿孔直徑2毫米。兩面都是陰文人名“轅差”, 有邊框, 細字體, 一面還有日字界格。筆劃略取曲勢, 剛柔相濟, 印面豐滿莊重, 渾厚典雅。由於該印兼在封泥、紙帛上使用, 所以兩面字體相同但有粗細之分。銅印為動物圖案的肖形印, 覆鬥鈕, 上有穿孔可以佩帶。正方形, 邊長12毫米, 高8毫米, 穿孔直徑1毫米, 係採用鑄印工藝製作。這枚肖形印細部刻畫清晰, 層次豐富, 但是鈐蓋在紙上, 動物身上的紋飾卻一點也看不出來。考古工作者解釋, 這並非由於紋飾鏽蝕的結果, 而是因為這些紋飾在製作時就不在同一個平面上。此印是用於封泥上的印章, 印在紙上就會顯出呆板的輪廓像, 但如果印在泥上就會立刻呈現出層次豐富的立體淺浮雕像。
至此, 似乎赤烏陷城於巢湖已了然於胸,
但本人卻抱有懷疑。可以肯定的是, 巢湖在漢朝已有, 而所謂“陷巢湖”主要是說巢湖東部份因地震而沉降湖底, 而下沉區域中應該是古居巢國之地, 當中包括古居巢城, 即現在知道的水下遺跡。但是從以上發掘中, 可以看出城址的最晚時期物品, 只是新朝至東漢初年, 如果以東漢至三國(假如城陷於赤烏年間)約二百年的歷史, 所發現的東漢物品未免太少。再者, 以上文獻的可信度不高, 有以訛傳訛之嫌, 因為“陷巢湖”之傳, 早於西晉開始, 一開始之時便是以神話傳說記載, 若城陷發生於三國赤烏年間, 當時已有詳細地震天災的記錄, 不至於短短數十年後便成了傳聞怪事, 而有說“湖陷於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七月十三日戌時”, 言之鑿鑿, 但與歷代如《三國志》中“赤烏二年（239年）正月, 〔江東〕地再震。”《晉書》記載“赤烏二年正月, 地再震。是時, 呂壹專事, 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 趣欲陷人, 成其威福, 無罪無辜”在月份又有所不同。
最詳述的記錄, 要數康熙《巢湖志》, 本人未有閱讀, 未知所據, 但在道光《巢湖志》中有一篇《居巢考》, 當中有“又漢書地理志：沛郡有城父。注：夏肥水東南至下蔡入淮, 過郡二, 行六百二十里。通志云：城父縣在亳州東南七十里, 今號城父鄉。以此計之,其道裡適相符矣。陳壽三國不紀淪陷之說, 而濡須、東興諸險要, 載之特詳。武侯出師表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當是時, 吳周泰、朱桓等督濡須, 魏張遼、臧霸等屯居巢, 未聞言橐皐也。蓋魏吳乃以巢湖為界耳。……昔諸葛恪率軍遏巢湖, 修東興堤。左右結山, 夾築兩城。通鑑注引水經注云：湖水東逕有右塘穴, 山上有城。塘即東興堤, 城即關城。胡三省謂：濡須、七寶兩山對峙, 中為石梁,鑿石通水。今水道自南而徙北。故昔之山名猶存者, 而水之經由曲折非故道矣。宋南渡紹興初, 寄廬州治於巢縣景定元年, 升為鎮巢軍,
屬沿江制置使。今高林河旁古城隍廟, 有殘碑云：在鎮巢府東門外,
宋淳熙年建。巢志舊云：是赤烏水陷者, 豈其然乎？元至元中罷為縣,
明因之。”當中對赤烏之陷並沒有出現在《三國志》以及地理上的偏差也提出了質疑。
其實從軍事上看, 在赤壁之戰後, 魏吳在合肥至濡須一帶數次交戰, 分別是213年魏號稱以四十萬兵攻吳的濡須之戰, 孫權即在濡須口築城據守, 以扼控濡須水與長江交匯處。同時, 以呂蒙為都督, 令其率軍堅守濡須塢（今安徽省含山縣東關鎮）, 使曹操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後撤退, 但曹操攻破孫權的江西營區, 還生擒了孫權麾下叫公孫陽的都督。佔有廬江至居巢(巢湖南部)一帶; 215年, 孫權攻合肥, 被張遼威震逍遙津;
217年, 曹操反攻孫權, 以合肥要塞為前線陣地, 與征東將軍張遼屯兵, 又命徐州刺史臧霸和青州刺史孫觀調他們的青州兵來戰場。但被孫權的堅守和甘寧的突襲擊退; 223年, 曹丕派曹仁攻濡須城的朱桓,
被朱桓擊退; 到230及234年, 滿寵建合肥新城後, 孫權兩度派兵進攻, 皆未能攻下而撤退。這些戰役見於各史書當中, 由此可見, 魏吳雖以巢湖為界, 但其實魏國佔有合肥, 廬江, 居巢, 譙, 徐州等地, 完全控制了陸路, 而孫權只能倚長江守濡須口, 最多深入至濡須塢東興堤一線（今安徽省含山縣東關鎮）, 雙方進出巢湖, 未提一城一郭, 亦可知巢湖當時並沒有城關或險阻可守, 所以三國時,居巢城早在水中, 再者, 赤烏是孫吳年號, 但其實巢湖可說是被曹魏所據, 即便239年地震地陷, 應該稱為景初(239年為曹叡景初三年)之陷, 可見後來的“赤烏”記載多為傳訛。
由以上論據, 本人更傾向於「唐咀水下遺址」是下陷於東漢時期, 東漢處於封建社會初期, 人們對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認識依然有一個從迷信轉入客觀的過程。西漢和先秦的地震記載完全是零亂的, 自《續漢書•五行志》方有連續內容。除個別地震外, 如公元97年隴西地震、105年雍縣地震, 絕大部分事件都是以“郡國地震”和“京師地震”兩種簡單方式記載的, 例如“郡國二十三地震”, “京師、 郡國十三地震”, 係指23個郡國或者洛陽和13個郡國都感到了地震, 含混粗糙的信息反映出早期的認知特點。自公元128年以後, “郡國地震”式的含混記述戛然截止, 各次地震信息逐漸具體和明確, 為後代留下了寶貴的記錄。這個進步與張衡的貢獻是分不開的, 公元126年張衡重任史官, 負責災異祥瑞的記載, 公元128年《地震詔》後著手地震研究,
在歷史上產生了積極影響。
雖然翻查東漢的天災記錄, 未見有有關巢湖一帶地震山崩之象, 但其實自東漢建立後, 漢光武帝、明帝、章帝尚處穩定政權、休養生息階段, 直到和帝、安帝時(公元89 —125年)才出現社會祥和、文化昌盛的局面。例如, 班超通使西域, 班固的《漢書》, 王充的《論衡》, 許慎的《說文解字》, 蔡倫的造紙術, 劉珍的《東觀漢記》,
張衡的渾天儀,以及《九章算術》被完善等都完成於這個時期。因此從漢和帝開始, 史書內容很快豐富起來, 對地震等自然災害的記載量急劇加大, 相比之前的百餘年, 史料中竟然僅有二次簡單的地震記載(公元46年10月21日南陽地震, 76年5月2日山東地震), 頗有天壤之別。從這個意義上說, 地震的系統性記載實際上是從漢和帝開始的, 而且東漢地震的基礎材料是在(西晉)司馬彪公元307年成書的《續漢書•五行志》中, 後來史學家袁宏和范曄又作了補充。東漢兩百年曆史的一個很大特點, 是娃娃皇帝輪番上台、宦官外戚集團反复鬥爭, 直接影響到史料記載的虛實詳疏。東漢前3次最重大的激烈皇權鬥爭, 分別發生於漢和帝時的公元92年、安帝時的公元121年和125年。這可能是史載公元121年地震事件語焉不詳、“遣光祿大夫案行”沒有時間地點背景的原因。再者, 地震事件主要分佈於大華北地區, 特別是中原和隴西, 這裡的文化發達、人口居多, 是朝廷獲取賦稅、銀兩 徭役的重點地區, 也是救災、賑濟和抽丁的主要地方。至於邊遠地區, 例如幽州、交州、益州等地, 早期的史料很少提及當地的人文地理, 地震事件的記錄則更少。假如“陷巢湖”發生在東漢早期, 便容易導致失傳, 以致流於神話傳聞。希望中國的水下考古能進一步給「唐咀水下遺址」定位並加以保護, 讓歷史之謎可以重見天日。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