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有關曹操在攻徐州時屠城的一些記載和近代網民的辯證。一說起漢代、三國時期的屠城記載,
很多人都認為是表示大肆屠殺城裡的百姓, 甚至有語言類辭典把“屠城”解釋為“殺盡城中百姓”。這種觀點, 在正統的古漢語學術界和歷史學界, 得到一致認定。但是近來, 很多草根學者發現, “屠城”的古漢語詞義,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其含義是差別很大的。而在漢代、三國時期, 其實只是表示攻破城池、攻占、佔領某城、某地之意, 並沒有大肆殺戮百姓的意思。認定“屠城”一詞在漢代表示大肆屠殺百姓的學者,
最喜歡使用的證據, 就是所謂的曹操屠殺徐州百姓。仔細分析, 這個屠殺徐州, 甚至是曹操屠殺百姓唯一的證據。曹操由此而被很多學者扣上了屠夫、劊子手的大帽子。那麼,
曹操屠殺徐州百姓,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曹操屠徐州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曹瞞傳》則說：自京師遭董卓之亂, 人民流移東出, 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 坑殺男女數万口於泗水, 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 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皆屠之；雞犬亦盡, 墟邑無復行人。（見《三國志荀彧傳》裴注）
隨後, 西晉的陳壽著《三國志》, 也對於此事有所記載, 但是說法不同。《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初平）四年夏, 太祖還軍定陶。下邳厥宣聚眾數千人, 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 取泰山華、費, 略任城。秋, 太祖徵陶謙, 下十餘城, 謙守城不敢出。興平元年春, 太祖自徐州還。初,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 董卓之亂, 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 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夏, 使荀彧、程昱守鄄城, 复徵陶謙, 拔五城, 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 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 要太祖。太祖擊破之, 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
《三國志陶謙傳》記載為：初平四年, 太祖徵謙, 攻拔十餘城, 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 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郯。太祖以糧少引軍還。興平元年,
復東徵, 略定琅邪、東海諸縣, 謙恐, 欲走歸丹陽, 會張邈叛迎呂布, 太祖還擊布。
再後到了南北朝時期, 南朝劉宋的范曄著《後漢書》, 對於屠徐州問題, 也有記載。《後漢書陶謙傳》記載：由斯漸亂, 下邳厥宣自稱天子, 謙始與和從, 後遂殺之而併其眾。初, 曹操父嵩避難琅邪, 時謙別將守陰平,
士卒利嵩財寶, 遂襲殺之。初平四年, 曹操擊謙, 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 操攻之不能克, 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 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雞犬無餘, 泗水為之不流, 自是五縣城保, 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 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關於曹操屠徐州的史書記載, 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這樣幾條。下面, 我們就來對於這幾條史料進行分析、探討。
作為最早記載曹操屠殺徐州百姓的史料, 《吳書》乃曹操的敵人東吳方面所著, 其對曹操加以污衊是可能的。而且, 吳人這樣做, 還有另一個理由, 那就是曹操所進攻的徐州牧陶謙, 乃是東吳丹陽人士。吳人為了抬高自己的同鄉, 而惡意污衊其對手也是常用手段之一。東吳的文人集團, 與徐州牧陶謙的關係其實很不一般, 當陶謙病逝後, 東吳的張昭等為之哀辭曰：“猗歟使君,
君侯將軍, 膺秉懿德, 允武允文, 體足剛直, 守以溫仁。令舒及盧, 遺愛於民；牧幽暨徐, 甘棠是均。憬憬夷、貊, 賴侯以清；蠢蠢妖寇, 匪侯不寧。唯帝念績, 爵命以章, 既牧且侯, 啟土溧陽。遂升上將, 受號安東, 將平世難, 社稷是崇。降年不永, 奄忽殂薨, 喪覆失恃, 民知困窮。曾不旬日, 五郡潰崩, 哀我人斯, 將誰仰憑？追思靡及, 仰叫皇穹。嗚呼哀哉！”由此可見, 由東吳文人撰寫的《吳書》,
在此問題上是可能偏向陶謙而惡意污衊曹操的。同樣也是吳人所寫的《曹瞞傳》, 傳記本身用曹操的小名為傳記名, 其對於曹操的貶損態度已經可見一斑。雖然其書中內容不會都是瞎編, 但是在某些敏感問題和爭議問題上, 其態度自然是貶低曹操的。因此, 作為野史, 而又貶低曹操的《曹瞞傳》, 其真實性也要大打折扣。
再說南朝劉宋人范曄的《後漢書》對於此問題的記載。范曄治史的口碑還是不錯的, 不過由於相距東漢末年時間較久, 其所寫已經不是第一手資料, 而是根據前人的各種資料綜合而成, 因此錯誤在所難免。同時, 南朝劉宋時期, 已經出現貶曹抬劉現象, 寇魏帝蜀的思潮已經在各種著作中顯現, 故此, 范曄對於曹操, 是以漢賊看待的, 其所著史書中自然有所顯見。最後, 說一下《三國志》。後人對於曹操屠徐州, 多批評陳壽為曹操有所隱瞞。其實, 陳壽所在的西晉, 雖然是來自於曹魏政權, 但是晉朝對於曹魏政權, 並沒有隱瞞罪惡的需要。道理很簡單, 司馬氏之所以乾掉了曹氏, 自然要宣傳曹氏有很多罪惡和錯誤, 所以才需要由司馬氏來替代。而且, 陳壽雖然表面上是把曹魏政權寫為正統, 但是其分寫三國史書的實際, 已經說明他是把三方平等看待的, 而這其實正是歷史的真實。故此, 西晉的陳壽, 實在沒有為曹操隱瞞罪惡的必要。因此, 僅僅從寫作出發點考慮, 《三國志》應當更能準確地反映徐州問題的真相。
《吳書》對此事的記載可信度很低:
《吳書》上引內容, 其主要意思是：曹操打算討伐徐州, 但是又擔心徐州兵力強大, 於是上表漢帝, 下令各州郡罷除州郡地方部隊。漢帝於是下詔, 要求各州罷兵, 而徐州陶謙上書, 以各種理由反對, 不執行。曹操知道後才發兵進攻徐州。對於這個問題, 裴松之在註引《吳書》這段記載之後, 評述道：“此時天子在長安, 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 不得由曹氏出”。很顯然, 《吳書》的這段記載, 可信度不高。其一, 此時漢帝在長安,
並不在曹操控制之下, 說漢帝的各州罷兵詔書是曹操的授意, 顯然是編造的；其二, 當時曹操自己也是兗州牧, 其部隊也屬於漢帝下詔罷兵的對象, 哪有自己上表要求罷自己的兵的呢？其三, 其時, 關東各地多數是響應討伐董卓的, 漢帝在長安為董卓部屬所控制, 其所下的詔書, 特別是要求各地軍閥交出兵權的詔書, 並無有人會聽從。不過, 《吳書》對於曹操攻徐州的記載, 除了“罷兵詔書”和“多殺人民”可能不實外, 其餘內容也還與《三國志》相近, 只是《三國志》記載為“所過多所殘戮”。這兩者的區別, 我們後面介紹。
《曹瞞傳》記載的問題:
《曹瞞傳》記載的問題:
《曹瞞傳》記載的內容, 有不少問題, 簡單總結起來如下：首先, 沒有時間記載。《曹瞞傳》是把曹操初平四年攻徐州的彭城會戰和興平元年為了報仇再攻徐州的戰況混在一起來說, 同時又增加了曹軍南下取慮、睢陵、夏丘各縣, 大肆屠殺百姓的內容, 這樣就把曹操在兩次攻徐州所產生的傷亡, 故意寫在一起, 以達到擴大屠殺規模的目的。
其次, 是篡改作戰過程。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 當時曹父還未被殺, 曹操也不是為了報仇, 因此那次進攻, 其實是一次普通意義上的軍事行動, 並無特別的殺戮行為。根據《三國志》記載, 當時陶謙自以為軍力不弱, 於是在彭城與進攻的曹軍展開大會戰, 估計雙方參戰兵力都有數万人。《三國志陶謙傳》記載的很詳細：初平四年, 太祖徵謙, 攻拔十餘城, 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 泗水為之不流。謙退守郯。太祖以糧少引軍還。兩軍彭城會戰的結果是：陶謙軍慘敗, 僅僅戰死的士兵就有上萬人, 這還不算曹操軍的戰死人數。由於兩軍是在彭城外面的泗水河邊展開會戰的, 因此, 戰死者的屍體一時之間竟然堵塞了泗水。而這樣的正常的軍隊會戰, 到了《曹瞞傳》裡, 戰死的陶謙士兵,
身份就變成了“男女”（男女指百姓, 軍隊一般交戰中沒有女人）；死亡人數, 則從萬數改成了“數万”；死亡形式, 也從會戰中戰死變成了“坑殺”。
其三, 是編造了所謂的曹軍南下泗南三縣屠殺百姓若干（故意不寫人數）, 導致的情景是：“雞犬亦盡, 墟邑無復行人”。意思是這三個縣里, 不僅男女百姓都給殺光了, 甚至連雞犬等家畜都光了。至於為何說這個南下殺三縣是編造的, 後面還要詳細介紹。總之, 最離譜的謊言應當是來自這個《曹瞞傳》。本來, 《曹瞞傳》作為野史, 又帶有極強的傾向性, 其對於曹操的貶損內容是需要仔細考證之後, 如果不錯才能採用。遺憾的是：治史口碑不錯的范曄, 卻在《後漢書陶謙傳》裡, 迷迷糊糊的照搬了這些編造的內容。
《後漢書》的問題:
《後漢書》的問題:
范曄的《後漢書》, 在記載徐州事件時,
由於照搬《曹瞞傳》內容, 結果是出了大錯。首先, 是把最重要的時間搞錯了。曹操如果要屠殺徐州百姓, 理由自然是所謂的報父仇。如果曹父還活著, 曹操與陶謙的交戰則屬於正常軍事行動, 並不會隨意屠殺百姓。曹操曾兩次進攻徐州, 在《三國志武帝紀》中, 對於這兩次進攻的起因、時間, 甚至進攻過程, 都有很明確的記載。但是, 范曄的《後漢書》, 卻搞錯了這些基本的情況。簡單地說, 曹操第一次攻徐州, 時間是初平四年秋季, 起因是徐州軍侵占了兗州泰山郡的華、費二縣, 並攻略了任城國的地界。曹操為了教訓一下陶謙, 發兵攻徐州。軍隊從定陶出發, 向東南到了彭城, 與陶謙軍發生了彭城會戰, 勝利之後, 繼續向東掃蕩, 前後攻克了十餘座城市（包括彭城會戰以前）, 最後轉向北進入兗州泰山郡, 收復了此前被徐州軍佔領的華、費二縣, 戰役結束。
曹操的第二次攻徐州之戰, 時間是興平元年夏季, 起因是曹父一家百口被陶謙派兵殺害, 曹操為報父仇, 起兵攻徐州。軍隊大致從鄄城出發, 還是向東南到了彭城。這次, 陶謙吸取上一年的教訓, 不敢進行會戰,
都躲進城池中固守。曹軍由彭城向東攻擊前進, 一路攻克五座城池,
一直攻到了陶謙的老巢郯城（時為徐州治所）, 但是郯城城防堅固,
曹軍攻城不下, 又繼續向東略地到東海, 再轉身返回, 在郯城與劉備、曹豹等人打了一仗, 劉備戰敗退入郯城。曹軍繼續西返, 又攻克了此前沒有攻下來的襄賁。這一路打過來打過去, 按照《三國志》的記載, 是“所過多所殘戮”。此時, 突然發生兗州叛亂、呂布襲佔兗州事件, 曹軍立馬火速返回兗州, 第二次攻徐州結束, 時間是興平元年五月。曹操興平元年春正月返回兗州時, 曹父還未被殺。曹父大體在興平元年春季被殺, 所以當年夏季曹操發兵徐州報仇。而曹父被殺的時間, 當以《三國志武帝紀》為準, 因為自己的父親何時被殺, 曹操自己應最清楚。
而在范曄的《後漢書陶謙傳》, 竟然把曹父被殺以及曹操為報仇攻徐州的時間, 都寫為初平四年, 寫成了曹操第一次攻徐州的時間, 實在是大錯而特錯。范曄為何會犯如此簡單的錯誤？如果范曄對照《三國志》看一下, 一定可以發現這個錯誤。但是范曄寫這段內容是在《曹瞞傳》的基礎上改寫的, 因此被《曹瞞傳》所誤導。《曹瞞傳》屠殺徐州這段記載無時間, 但是把彭城死人導致泗水不流和攻占泗南三縣屠殺百姓, 都混寫在一起, 給人印像是彭城死人與泗南屠殺是曹操同一次進攻所為。而曹操與陶謙會戰彭城是初平四年, 范曄也就一拍腦袋, 都寫成了這一年。其次, 屠殺人數的誇大。《後漢書》對於屠殺結果的數字, 不知來源何處, 大體上是從《曹瞞傳》的內容, 推算出來的。 《後漢書》沒有分開記載彭城殺了多少, 泗南殺了多少, 而是寫為彭城、傅陽、泗南三縣共五縣“凡殺男女數十萬人”。怎麼搞出這個數據？ 《曹瞞傳》有說僅彭城一地就殺男女數万口, 數万大致是2-5萬之間, 如果取上限大數, 則為接近五萬人, 五個縣則再乘以五, 屠殺數據就出來了：二十五萬左右, 也就是數十萬男女。我們看《後漢書》這段記載, 不僅有“雞犬無餘”, 還有“無復行跡”, 更有“泗水為之不流”, 比之《曹瞞傳》的“雞犬亦盡” , “墟邑無復行人”以及“泗水水為不流”的內容, 其照搬《曹瞞傳》是確證無疑的。而屠殺數據的誇大計算更是聳人聽聞。
我們前面介紹了《曹瞞傳》對於曹操所謂屠殺徐州情景的編造, 也介紹了《後漢書》這一段內容照搬《曹瞞傳》而產生的錯誤。下面再詳細論述一下以上兩書對此問題的錯誤。
時間錯誤:
前面已經介紹, 《後漢書》由於不加考證照搬《曹瞞傳》, 結果把曹父被殺事件以及曹操出兵報仇攻徐州的時間, 錯寫為初平四年。為何我們認定《後漢書》這段不加考證照搬野史呢？因為范曄其實是知道曹父何時被殺的。同為《後漢書應劭傳》, 范曄就記載說：“興平元年, 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 劭遣兵迎之, 未到, 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 乃使輕騎追嵩、德, 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 棄郡奔冀州牧袁紹”。治史嚴謹的范曄,
為何在同一書中, 一會說曹父被殺於初平四年, 一會又說是興平元年？顯然是由於《陶謙傳》照搬《曹瞞傳》內容, 而沒有仔細核對時間之緣故。因此, 可以說, 真正說曹操屠殺徐州百姓的史料, 其實只有吳人所寫的野史《曹瞞傳》。
對於曹軍攻徐州進軍路線的錯誤改寫:
根據《三國志》記載, 我們前面已經簡單介紹了曹軍兩次攻徐州的大致進兵路線, 基本上都是由彭城進入徐州, 轉向東面進攻徐州治所郯城, 以及附近地區, 再向北（第二次向西北）返回兗州。有記載為證：從征徐州, 仁常督騎, 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
破之, 還與大軍合彭城, 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 謙遣別將救諸縣, 仁以騎擊破之。這是第一次攻徐州的進軍路線, 先發生彭城會戰, 再收復費、華等被侵占的兗州地盤。注意, 這不是第二次攻徐州的情況, 因為第二次攻徐州時, 費、華二縣已經收復了, 不會再次進攻。《三國志武帝紀》記載：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 董卓之亂, 避難琅邪。為陶謙所害, 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 （興平元年）夏, 使荀彧、程昱守鄄城, 复徵陶謙, 拔五城, 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 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 要太祖。太祖擊破之, 遂攻拔襄賁。《三國志陶謙傳》記載：興平元年, 復東徵, 略定琅邪、東海諸縣。這裡, 是曹軍第二次攻徐州的進軍路線記載, 大體曹軍也由彭城進入徐州, 並向東攻略琅邪、東海郡（國）諸縣, 在有記載的兩個城市, 郯城和襄賁, 都位於彭城以東地區。道理很簡單, 這次曹操攻徐州, 就是找陶謙來報仇的,
陶謙駐守在州治郯城, 曹操的進攻防線自然會指向東面。而到了《曹瞞傳》裡, 卻寫為“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 這三個縣, 都屬於徐州下邳國, 根本不在曹軍進攻郯城的路線上, 甚至曹軍可能根本就沒有進入下邳國境內, 顯然, 《曹瞞傳》為了編造事實, 故意改寫了曹軍進軍的路線。
當然, 《曹瞞傳》也知道要曹軍改變去郯城的進軍路線, 需要找個藉口, 於是就寫為：“陶謙帥其眾軍武原, 太祖不得進”。武原, 當時是屬於徐州彭成國的一個縣, 確實位於曹軍由彭城去郯城的路線上。不過, 《曹瞞傳》這個藉口編造的比較可笑：
其一, 徐州的地形, 屬於平原, 道路四通八達, 曹軍並不會因為某個縣城攻不下, 就不往這個方向進軍了, 因為在平原地區, 很容易就可以從附近繞過該城。就看本次戰役, 有記載為“复徵陶謙, 拔五城, 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 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 要太祖。太祖擊破之, 遂攻拔襄賁”。顯然, 郯城和襄賁兩城, 都是曹軍略地至東海, 再返回的路上發生交戰的, 郯城有劉備、曹豹的截擊, 襄賁縣城則是回來時才攻克的。由此可見, 曹軍即使沒有攻下襄賁和郯城, 一樣可以繞過二城繼續略地到東海。
其二, 即使曹軍真的因攻不下某城需要繞過, 也不至於要繞道好幾百里吧？ 《曹瞞傳》的作者大概沒有認真看地圖（如果他有的話）, 睢陵縣當時位置在下邳國的南部, 今天的洪澤湖中（當時還沒有此湖）, 距離彭城的距離有185千米, 相當於444漢里。曹軍以精銳著稱, 即使要繞過武原城, 何至於要南下繞道440漢里之遙？
其三, 武原西北不遠還有傅陽縣, 也有道路可以通郯城。 《後漢書陶謙傳》記載：“曹操擊謙, 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證明傅陽當時已經被曹軍攻取, 曹軍完全可以向北繞過武原經傅陽去郯城, 而這一繞只需要繞道70余漢里（30千米）。曹軍也不是傻子,
放著已經攻克的傅陽近路不走, 非要繞道六倍路程, 再去南下攻打新的城市, 真是奇談怪論。
由此, 《曹瞞傳》所謂曹軍因為攻不下武原就繞道下邳國四百多漢里的謊言, 不攻自破。 《曹瞞傳》所寫的曹軍繞道南下四百多里去屠殺三縣百姓, 編造的痕跡極其明顯。
《曹瞞傳》和《後漢書》都寫曹軍曾繞道南下泗南三縣去搞屠殺, 但是對於曹軍是在什麼情況下繞道南下的, 卻各有說法。《曹瞞傳》寫為：“陶謙帥其眾軍武原, 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意思是：曹操從彭城向郯城東進, 陶謙率部據守武原, 曹軍過不去, 於是繞道南下再去郯城, 這是說繞道是發生在到郯城以前。《後漢書》又不同, 其認為：“曹操擊謙, 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 操攻之不能克, 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這個意思是：陶謙退守郯城, 曹操跟進攻城不克, 在回軍的半路上繞道跑去泗南三縣搞了屠殺百姓。這裡, 一個說攻郯城以前繞道屠殺, 一個說攻郯城不克以後回軍繞道屠殺, 顯然, 時間上不能相互吻合。為何這樣？范曄想必也是認為《曹瞞傳》寫曹軍因攻不下武原就繞道四百多里實在是不合理, 就改編為曹操回軍半路上再繞道。不過, 這個改編並不高明, 一樣存在漏洞。
其實, 仔細看看地圖, 就可以知道, 從彭城到陶謙的州治郯城, 其里程也不過302漢里（約126千米）。曹操自彭城東進郯城, 目的只有一個, 找陶謙報仇。所以, 《三國志》記載的很準確, 當時曹軍的作戰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陶謙所在的郯城進行的。因為曹操很想攻下郯城, 幹掉殺父仇人陶謙。曹軍一面攻郯城, 攻不下, 就轉向附近的城池攻打, 企圖吸引陶謙出城增援。陶謙還真的派兵出城了, 就是劉備、曹豹截擊曹操的作戰。不過曹軍早有準備, 結果可想而知, 劉備戰敗退回郯城, 繼續死守。試想,
曹軍一路攻克五座城池, 包括彭城、傅陽, 一直打過郯城到東海。曹操為了從彭城進軍郯城, 本身路程不過302漢里, 卻要繞道南下440漢里, 再繞回來（還要440漢里）, 這一南下再返回, 一共是880漢里。曹軍是想把自己累死嗎？有如此愚蠢的曹操嗎？
“泗水為之不流”的移形換位:
關於“泗水為之不流”的原因, 目前竟然有三種說法, 介紹如下：
《曹瞞傳》寫道：自京師遭董卓之亂, 人民流移東出, 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 坑殺男女數万口於泗水, 水為不流。《後漢書陶謙傳》則變成了：過拔取慮、睢陵、夏丘, 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雞犬無餘, 泗水為之不流。《三國志陶謙傳》記載為：初平四年, 太祖徵謙, 攻拔十餘城, 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 泗水為之不流。《三國志》認為是初平四年兩軍在彭城的大會戰, 死亡了大批士兵, 一時間導致泗水堵塞, 為之不流, 表示士兵屍體之多。雖然是說陶謙軍士兵死了上萬導致泗水不流, 但是考慮到兩軍混戰, 死在泗水河裡的應不僅有陶謙的士兵, 自然還有曹操的士兵。也就是說, 兩軍血戰泗水河畔, 士兵屍體堵塞河道而導致泗水為之不流。《曹瞞傳》則把雙方正常的軍隊血戰結果, 改編成了屠殺男女百姓, 人數也從萬數改成了數万, 雖然只是把兩個字掉了一個前後, 但是數量級別卻增大了數倍。不過, 仔細想想, 初平四年, 曹操與陶謙大軍剛剛在彭城血戰一場, 殺的天昏地暗, 附近百姓應該早就跑光了, 難道還有數万男女在那等著曹軍幾個月後再來屠殺？實際上, 《曹瞞傳》把前一年的普通作戰死人情況, 故意與第二年曹操來報仇作戰的情況不加區分和在一起寫, 其目的昭然若揭, 就是想誇大殺人的情勢, 以突顯曹操的殘暴。而實際上, 從沒有聽說泗水噹時曾經兩次為之不流。《後漢書陶謙傳》就更加不靠譜了。其中認為“泗水為之不流”的原因, 是曹操屠殺取慮、睢陵、夏丘三城的數十萬男女百姓導致的。其實讀一下《水經註泗水篇》, 或者看看東漢歷史地圖, 不難發現, 這三個城, 根本就不在泗水邊上, 甚至取慮、夏丘城距離泗水都有數十里。雖然《水經註泗水篇》也照搬《後漢書陶謙傳》的內容, 但是並不能解釋這一錯誤問題。試問, 這三城距離泗水如此遠, 即使曹軍對城市百姓進行了殺戮, 那麼又是怎麼堵塞的泗水呢？難道是曹軍搬運數十萬屍體幾十里, 再去放到泗水河裡堵塞河道？顯然曹軍沒有道理去幹這樣的搬運工作。
《曹瞞傳》寫道：自京師遭董卓之亂, 人民流移東出, 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 坑殺男女數万口於泗水, 水為不流。《後漢書陶謙傳》則變成了：過拔取慮、睢陵、夏丘, 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雞犬無餘, 泗水為之不流。《三國志陶謙傳》記載為：初平四年, 太祖徵謙, 攻拔十餘城, 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 泗水為之不流。《三國志》認為是初平四年兩軍在彭城的大會戰, 死亡了大批士兵, 一時間導致泗水堵塞, 為之不流, 表示士兵屍體之多。雖然是說陶謙軍士兵死了上萬導致泗水不流, 但是考慮到兩軍混戰, 死在泗水河裡的應不僅有陶謙的士兵, 自然還有曹操的士兵。也就是說, 兩軍血戰泗水河畔, 士兵屍體堵塞河道而導致泗水為之不流。《曹瞞傳》則把雙方正常的軍隊血戰結果, 改編成了屠殺男女百姓, 人數也從萬數改成了數万, 雖然只是把兩個字掉了一個前後, 但是數量級別卻增大了數倍。不過, 仔細想想, 初平四年, 曹操與陶謙大軍剛剛在彭城血戰一場, 殺的天昏地暗, 附近百姓應該早就跑光了, 難道還有數万男女在那等著曹軍幾個月後再來屠殺？實際上, 《曹瞞傳》把前一年的普通作戰死人情況, 故意與第二年曹操來報仇作戰的情況不加區分和在一起寫, 其目的昭然若揭, 就是想誇大殺人的情勢, 以突顯曹操的殘暴。而實際上, 從沒有聽說泗水噹時曾經兩次為之不流。《後漢書陶謙傳》就更加不靠譜了。其中認為“泗水為之不流”的原因, 是曹操屠殺取慮、睢陵、夏丘三城的數十萬男女百姓導致的。其實讀一下《水經註泗水篇》, 或者看看東漢歷史地圖, 不難發現, 這三個城, 根本就不在泗水邊上, 甚至取慮、夏丘城距離泗水都有數十里。雖然《水經註泗水篇》也照搬《後漢書陶謙傳》的內容, 但是並不能解釋這一錯誤問題。試問, 這三城距離泗水如此遠, 即使曹軍對城市百姓進行了殺戮, 那麼又是怎麼堵塞的泗水呢？難道是曹軍搬運數十萬屍體幾十里, 再去放到泗水河裡堵塞河道？顯然曹軍沒有道理去幹這樣的搬運工作。
由此, 我們也可以發現, 改編曹軍與陶謙軍正常作戰士兵死亡萬人情況, 為數万男女百姓被殺, 是《曹瞞傳》的行為；而在此基礎上, 編造曹操屠殺泗南三縣數十萬百姓, 導致數十里之外的泗水為之堵塞謊言的, 則是《後漢書陶謙傳》。
男女百姓的殺害方式也超級搞笑:
《後漢書陶謙傳》對於殺害男女百姓的情況, 是籠統記載為“凡殺男女數十萬人”, 而《曹瞞傳》卻大大不同, 認為是“坑殺男女數万口於泗水, 水為不流”。很是搞笑的殺人方式。請注意, 這裡《曹瞞傳》用的是“坑殺”。何為“坑殺”呢？以往的正規解釋是：活埋。現在還有觀點認為是“京觀”或者“欺騙性殺害”。活埋大家都明白, “京觀”的意思大致是指：把敵人的屍體在路邊堆積起來, 封土為堆, 以彰顯己方的豐功偉績。而欺騙性殺害, 是指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 以欺騙手段加以殺害。不過呢, 這三種解釋, 無論哪種用在《曹瞞傳》的“坑殺”上, 都難以解釋的通。其一, 如果是指欺騙性殺害, 不符合實際。因為欺騙性殺害, 是對付投降士兵的, 因為投降的士兵,
都是壯年男子, 有反抗能力, 為了殺害他們, 有先行欺騙以方便殺害的需要。而男女百姓是指除壯年男子外的老弱男子與女人, 並無反抗能力, 何須欺騙性殺害呢？其二, 如果是指“京觀”, 也很奇怪, 彰顯功績的“京觀”對象, 都是敵人被殺的士兵。男女百姓一看就知不是士兵, 殺了也無法冒功。把這樣的男女百姓屍體堆積“京觀”, 實在毫無意義。其三, 如果是指活埋,
則更加奇怪。活埋數万百姓, 自然應找個寬敞的地點, 挖個大坑進行。問題是, 這個埋人的大坑, 如何能導致“泗水為之不流”呢？難道這個大坑是在泗水的河中間挖的？顯然不能。自相矛盾的內容表明, 這是編造的謊言。不仔細思考, 還真不能發現其中的問題。
曹操的作戰時間不足以南下繞道:
沒有仔細分析一下曹操這次攻徐州的時間問題, 是這個屠殺謊言流傳至今的關鍵點。如果我們列出曹操這次攻徐州的時間和作戰路程、經過, 我們就可以明白南下屠殺的謊言是多麼可笑了。《三國志武帝紀》中, 還算比較詳細的記載了這段時間曹操的作戰經過和時間,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原文。“興平元年夏,
使荀彧、程昱守鄄城, 复徵陶謙, 拔五城, 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 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 要太祖。太祖擊破之, 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 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 範、東阿二縣固守, 太祖乃引軍還。佈到, 攻鄄城不能下,
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 不能據東平, 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 而乃屯濮陽, 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佈出兵戰, 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 太祖陳亂,
馳突火出, 墜馬, 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 遂引去。未至營止, 諸將未與太祖相見,
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 令軍中促為攻具, 進復攻之, 與布相守百馀日。蝗蟲起, 百姓大餓,
布糧食亦盡, 各引去。”“秋九月, 太祖還鄄城。”我們根據上述史料, 分列出曹操這段時間的作戰過程：
1. 興平元年夏, 曹操為報仇出兵攻徐州, 這是曹操開始出發的時間。夏季, 為四、五、六這三個月, 我們就按照最早的夏四月開始計算。曹操四月開始出兵。
2. 中間是攻徐州, 時間不詳。
3. 隨後發生兗州叛亂, 呂布進占兗州, 曹操火速回軍, 時間不詳。
4. 曹操與呂佈在濮陽激戰相持百餘日,
不分勝負。
5. 雙方糧盡, 各自罷兵, 九月, 曹操回到根據地鄄城。
曹操攻徐州, 包括進軍、退兵, 一共用了多少時間？我們用反推法計算一下。與呂布相持百餘日, 大致是三個半月時間, 到九月結束與呂布相持回到鄄城。考慮到濮陽返回鄄城數天時間, 按照曹操與呂佈在濮陽是經過六、七、八月, 加上九月半個月的時間, 進行相持作戰, 比較合理。而曹操是四月出發, 六月初已經返回到濮陽與呂布相持, 則可知曹操為報仇攻徐州來回一共用時為兩個月, 即興平元年四月、五月。曹操進軍到徐州需要多少時間呢？曹操大本營位於兗州鄄城。其前往徐州郯城的路線大致如下：
鄄城——定陶（62千米）——成武（35千米）——單縣（24千米）——豐縣（49千米）——沛縣（29千米）——彭城（ 56千米）——西棠棣埠（60千米）——鐵富（32千米）——高峰頭（24千米）——郯城（10千米）。以上里程為近似里程。
鄄城——定陶（62千米）——成武（35千米）——單縣（24千米）——豐縣（49千米）——沛縣（29千米）——彭城（ 56千米）——西棠棣埠（60千米）——鐵富（32千米）——高峰頭（24千米）——郯城（10千米）。以上里程為近似里程。
如果曹操從鄄城出發去攻打郯城, 其里程為381千米, 約920漢里；如果是從更近一些的定陶出發, 則里程為319千米, 約770漢里。按照當時正常行軍速度每日30—40漢里計算（取速度40漢里/日）, 則曹軍僅從鄄城行軍到郯城就需要23日, 返回時因告急, 速度加倍也要11日, 合計34日。如果是從定陶行軍到郯城也需要28日, 這還未計算曹軍從鄄城（或定陶）去濮陽的時間, 以及曹軍還曾越過郯城向東到東海的里程。即使這樣算下來, 曹軍在徐州可用於攻城、作戰的時間也僅剩下不到一個月了。在這一個月內, 按照《三國志》和《後漢書》的記載, 曹軍是攻克城市五座, 有名稱的為彭城、傅陽、襄賁, 還有郯城攻而未克, 襄賁則是去時沒有攻克, 返回時再攻而攻克。還與劉備、曹豹軍在郯城外發生交戰。總之, 是曹軍以一個月時間, 前後八次攻打城市, 其中兩城未克, 與陶謙軍會戰一次。即使按照這有記載的九次軍事行動計算, 大致平均3.3天, 曹軍需要攻克一座城市, 或者攻不下離開, 或者進行會戰。以當時攻城之艱難, 此速度應屬於非常神速了。當然, 我們計算曹軍的行軍、作戰時間, 其目的是要反駁泗南屠殺之謊言。
如果讓曹軍以如此緊張的時間表, 再分出時間去泗南屠殺三縣, 有否可能呢？計算如下, 上面介紹過,
自彭城南下去三縣中最遠的睢陵, 里程約440漢里, 再從睢陵繞回到郯城, 大體又是440漢里, 一共需要繞道880漢里, 按照40漢里/日速度計算, 曹軍這一繞行, 需要耗時22天之久。這期間, 還要攻克三座城池。算下來大致也需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了。寫到這裡, 大家應當已經很清楚了吧？如果曹軍在郯城、襄賁、傅陽一線曾經攻城、作戰一個月, 則絕無時間再跑去泗南三縣行軍作戰一個月, 因為時間一共只有兩個月, 而往返兗州、徐州還需要一個月左右時間。結論就是：曹操為報仇而進行的攻徐州之戰, 也就是興平元年那次, 並不可能繞道南下去屠殺三縣百姓。不僅沒有理由, 時間上也根本不可能完成。
其實, 《三國志武帝紀》對於曹操為了報父仇進攻徐州期間的殺戮行為, 是給出了符合歷史的記載的, 雖然這個記載不詳細, 所謂一筆帶過, 但是我們應考慮到當時寫史的慣例, 是不好的事情, 在傳主傳記中都是簡單記上一筆, 而只有偉大功績才詳細記述。《三國志武帝紀》記載：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夏, 使荀彧、程昱守鄄城, 复徵陶謙, 拔五城, 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郯, 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 要太祖。太祖擊破之, 遂攻拔襄賁, 所過多所殘戮。如何理解這個“所過多所殘戮”呢？
第一, “所過”, 是指前文所記載的“拔五城”和“攻拔襄賁”, 總共六城。沒攻克的城市, 敵人都躲在城裡, 殘戮不到, 被殘戮的自然就是被攻下的城裡的。
第二, “殘戮”是殘殺、殺害之意。
第三, 最關鍵的, 是殘戮的對像是什麼人。
是六城的男女百姓？還是六城的守城官兵？還是百姓、官兵通通計算？這個問題, 《三國志武帝紀》沒有詳細說明, 讓我們再來尋找其他證據吧。
在《三國志武帝紀》“所過多所殘戮”的記載之後, 裴松之注引了一句東晉著名史學家孫盛對此事的評論, 內容如下：“夫伐罪吊民, 古之令軌；罪謙之由, 而殘其屬部, 過矣”。孫盛對於曹操的殘戮行為, 無疑是反對的, 所謂“過矣”不錯。最關鍵的是, 孫盛告訴了我們曹操所殘戮的對像是什麼人, 是“謙屬部”。屬部, 也即部下、部屬之意。也就是說：被殘戮的對像是陶謙的部屬, 或者說是陶謙的守城部隊, 而並非城裡男女百姓。孫盛為東晉史學家, 以剛直不阿, 治史嚴謹著稱。距離曹操時期不遠, 其當時應能看到第一手的徐州之戰相關史料。孫盛也沒有為曹操遮掩的必要, 他為了忠實記載其頂頭上司東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在枋頭的敗績, 甚至不顧桓溫的殺身滅門威脅。以孫盛的評語而言, 曹操確實在討伐徐州的所經過地區, 對陶謙的部屬進行了報復性的殺戮。這就是對所謂勝兵, 也就是城裡能當兵參戰的成年男子以及若干正規軍, 作為陶謙部屬, 被曹操在攻破城池後報復性殺戮。所以後來荀彧曾對曹操說：“前討徐州, 威罰實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 必人自為守”。所謂“父兄之恥”, 可能就是代指這些被殺的成年男子。其後許多年, 一代英主李世民也曾下令全部殺掉反叛的夏縣城裡的勝兵, 以懲罰那些反叛者, 消除後患（見《新唐書》）。同樣的事情, 司馬懿在遼東也幹過。
在《三國志武帝紀》“所過多所殘戮”的記載之後, 裴松之注引了一句東晉著名史學家孫盛對此事的評論, 內容如下：“夫伐罪吊民, 古之令軌；罪謙之由, 而殘其屬部, 過矣”。孫盛對於曹操的殘戮行為, 無疑是反對的, 所謂“過矣”不錯。最關鍵的是, 孫盛告訴了我們曹操所殘戮的對像是什麼人, 是“謙屬部”。屬部, 也即部下、部屬之意。也就是說：被殘戮的對像是陶謙的部屬, 或者說是陶謙的守城部隊, 而並非城裡男女百姓。孫盛為東晉史學家, 以剛直不阿, 治史嚴謹著稱。距離曹操時期不遠, 其當時應能看到第一手的徐州之戰相關史料。孫盛也沒有為曹操遮掩的必要, 他為了忠實記載其頂頭上司東晉征西大將軍桓溫在枋頭的敗績, 甚至不顧桓溫的殺身滅門威脅。以孫盛的評語而言, 曹操確實在討伐徐州的所經過地區, 對陶謙的部屬進行了報復性的殺戮。這就是對所謂勝兵, 也就是城裡能當兵參戰的成年男子以及若干正規軍, 作為陶謙部屬, 被曹操在攻破城池後報復性殺戮。所以後來荀彧曾對曹操說：“前討徐州, 威罰實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 必人自為守”。所謂“父兄之恥”, 可能就是代指這些被殺的成年男子。其後許多年, 一代英主李世民也曾下令全部殺掉反叛的夏縣城裡的勝兵, 以懲罰那些反叛者, 消除後患（見《新唐書》）。同樣的事情, 司馬懿在遼東也幹過。
不過, 吳人所寫《吳書》則認為是“多殺人民”。個人以為, 陶謙一方守城的自然不會都是正規軍隊, 城裡的勝兵（成年男人）, 也必然會參加守城作戰。不論他是自願參戰, 還是被軍隊逼迫參加, 這其實也是當時的慣例。因此, 《吳書》寫為“殺人民”, 當指這些守城的成年男子百姓。個人分析, 曹操或許這樣思考：陶謙派兵屠殺無辜百姓——曹家闔家百口, 在以孝治天下的漢代, 曹操起兵報父仇是天經地義的, 是陶謙違背常理在先。曹操自然是要找陶謙本人算賬, 可是陶謙的部屬卻橫在中間, 阻擋曹操的複仇。那麼曹操自然把這些武力阻擋自己復仇的人, 視為陶謙一體, 報復陶謙的行動, 很自然會落在陶謙部屬的身上。
畢竟三國時代是一個戰亂的時代, 為了取勝而大肆殺戮也不是什麼新奇事, 而曹操除了徐州屠城之外, 還涉及數宗屠殺事件, 例如官渡之戰屠降卒以及打敗烏桓後屠柳城等, 但都應該把屠徐州分開來看。即使是史書所記, 也應該客觀地辯證。從以上種種可見, 曹操興平元年攻徐州, 乃是為父報仇之舉動, 曾經殺戮為陶謙抵抗曹軍進攻的陶謙部屬若干人。但是曹操並未屠殺徐州男女百姓。“屠城”在當時本意就是攻破城池, 而曹操屠殺徐州百姓也為編造之謊言, 由此, 曹操喜歡屠殺的罪名或許可以有所減輕吧？《曹瞞傳》乃編造曹操屠殺徐州百姓謊言之源頭, 而《後漢書陶謙傳》沒有能仔細考證, 不負責任的照搬（有些許改動）野史傳說, 才最終使曹操屠殺百姓的惡名從此流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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