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 簡稱絲路, 早在西漢（公元前202年—8年）時, 由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長安（今西安）為起點, 經甘肅、新疆, 到中亞、西亞, 並連接地中海各國所建立的陸上通道。當時大陸上東西各有一個大國, 就是東方的西漢王朝和歐洲的羅馬帝國(漢時稱之為“大秦”), 雖然漢朝和羅馬帝國位於歐亞大陸的兩端, 但是兩國之間依然有小幅度的接觸, 不過, 中亞也有其他強國在地理上阻隔了漢朝和羅馬之間的交流, 而且陸路要通過許多民族和國家, 如果其中有一個發生變亂, 或為壟斷絲綢貿易者所操縱, 則其便不暢通。這樣, 絲綢之路便自然要另闢門經。陸路的缺陷, 恰好是海路的優點。羅馬帝國為擺脫安息(今伊朗)對陸上絲綢之路的操縱和對絲綢貿易的壟斷, 於公元166年打通了直達中國的航路, 曾經派遣過使者登陸漢朝日南郡後前往洛陽。發展至三國時代, 東吳孫權致力發展水軍, 不斷向海外探險, 其足跡活躍於東南亞一帶, 與“大秦”亦有所接觸, 以下我們看看這段歷史。
其實早在西漢時, 有關大秦國的情報便不斷出現於各種史書當中, 《三國志》中, 見《魏書卷三十倭人傳》裴松之也有引魏略注有關大秦的方位等資料, 但當中資料大都來自民間商旅, 或從前張騫出使的資料, 自西域開通以來, 中國官方也曾經派出使者出使這個西方大國, 他就是甘英, 東漢永元九年(公元97年）, 漢朝名將班超派遣特使甘英出使大秦。甘英經塔里木盆地一直走到安息國並到達波斯灣。但由於安息國害怕漢朝直接開通了與大秦的商路會損害其壟斷利益, 於是沒有向甘英提供更直接的經敘利亞的陸路, 而是備陳渡海的艱難, 又以傳說渲染海上航行的恐怖, 謂甘英曰：“海水廣大, 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若遇遲風, 亦有二歲者, 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 數有死亡者。”使甘英相信了渡海的艱難,
止步於安息, 沒有到達羅馬。後來, 班超返回漢朝, 並向世人講述了他在西方國家的所見所聞。歐亞大陸兩端的接觸就這樣擦身而過, 然而,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卻造就了另一次機會。
“海上絲綢之路”事實上早已存在。《漢書•地理志》所載海上交通路線, 實為早期的“海上絲綢之路”, 當時海船載運的“雜繒”, 即各種絲綢。早在漢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時, 我國海船就攜帶大批絲綢、黃金, 從雷州半島起航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半島、緬甸等國, 遠航到印度的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換取這些國家的特產。然後, 從今斯里蘭卡經新加坡返航。這樣, 中國的絲綢, 早在公元前就傳入上述各國。由於中國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到中國通好, 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自此便有中國絲綢傳入今印尼、印度和緬甸, 並通過緬甸傳到歐洲的“大秦”的這一條途徑。《梁書•中天竺國傳》及《後漢書•西域傳》亦有載“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這是漢朝中唯一一次有大秦的使者抵達中國的記錄, 他從海路穿過印度, 自日南郡(今越南)登陸入洛陽, 可以相信有關大秦的情報及航行途徑在三國時已傳入中國。
三國時代, 魏、蜀、吳均有絲綢生產, 而孫權雄踞江東, 主張“國以民為本, 民以食為天”, “不更通伐, 妨損農桑”而竭力發展經濟,開創造船業, 訓練水師, 以水軍立國, 先說造船業, 航船、航艦, 這是航海的必備條件與主要工具。在三國之前, 一般都是靠帆船與信風, 在海上漂泊無定, 幾近冒險, 為此而喪生者, 不計其數。到了三國時期, 由於孫吳同曹魏、劉蜀在長江上作戰與海上交通的需要, 積極發展水軍, 船艦的設計與製造有了很大的進步, 技術先進, 規模也很大。據張大可著《三國史》, 孫吳造船業尤為發達。漢代主要造船地區在長江下游蘇州、無錫、安慶等地, 多是平底內河船。孫吳造船中心, 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閩侯)、臨海郡永寧縣(今浙江溫州)、橫藇船屯(今浙江平陽)、南海郡番禺縣(今廣州)等港口。這些沿海城市所建的, 就是海船, 孫權設置典船都尉, 專門管理造船工場。孫吳所造的船, 主要為軍艦, 其次為商船, 數量多, 船體大, 龍骨結構質量高。最大戰艦可載三千士兵, 有上下五層, 雕鏤彩畫, 非常壯麗, 續航能力強。載馬八十匹的海船稱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 “大者長二十餘丈, 高出水二三丈, 望之如閣樓, 載六七百人, 物出萬斛”。孫吳武裝船隊出海百餘艘,
隨行將士萬餘人, 北上遼東、高句麗(今朝鮮), 南下夷州(今台灣)和東南亞今越南、柬甫寨等國, 吳國滅亡時, 有戰船、商船等5000多艘。據富陽當地學者朱健文在《東吳的造船業與泛海遠航》一文的考證, 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經達到了國際領先的水準：1955年在廣州出土了東吳的陶製船模, 船模從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橫梁, 八根橫梁說明有八副艙板, 它們把船體分成九個嚴密的分艙(船艙)。這就是用橫樑和隔艙形成的分隔艙結構造船技術。船要航行時, 即使有一兩個船艙受到破壞進水了, 水也不會流入其他船艙中, 船也不會馬上沉沒。進水的船艙可以抓緊時間抽水、堵塞漏洞和進行其他修理, 並不影響船的繼續航行。孫吳發達的造船業對後世出海遠航造成了更為有利便捷的條件, 對於貿易與交通的發展、海上絲路的進一步形成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次說航海術。三國時期, 隨著造船業的崛起與發展, 人們很自然把目光從內河而投向海外。江東地區的先民早就積累了相當的航海知識與技術, 這可以從先民們的探索歷史中得到印證。一是季風(古稱“信風”)與海流為先民們的出海遠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中國是典型季風氣候的國家, 沿海岸風向主要表現為季風特徵。每年當冬季東北風起時, 海流隨風向由東北朝西南流；當夏季西南風起時, 海流又隨風向朝東北流。日本海有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暖流和寒流。發源於韃靼海峽的里曼海流,
在沖刷俄羅斯濱海省份的海岸以後, 沿著朝鮮半島的東岸南下, 當碰到來自西南的對馬海流時, 它的一部分轉向東流, 而它的大部分則形成潛流南下, 抵達濟州島再渡上浮, 成為中國海內寒流的源頭；另一方面由南來的暖流, 經台灣海峽沿琉球群島北上, 穿過朝鮮海峽, 形成對馬海流, 沿著日本列島的西岸向東北流動, 直到津輕海峽和宗谷海峽後, 分成支流逐漸減弱, 所以日本海上由於里曼海流和對馬海流便出現了大體上沿著周圍陸地向左旋的環流。江東先民(或稱東吳人)早就認識到這種優越的自然條件, 並且適時地加以利用, 使之成為長距離遠洋航行的驅動力。此外, 在中國近岸海域, 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沖淡水性質的沿岸流, 譬如東海沿岸流(又稱長江沖淡水)。東海沿岸的路線隨季節不同而不同。夏季, 在西南季風盛行時期(6-8月), 浙江沿岸水北移, 在長江口外與長江水和錢塘江沖淡水匯合, 形成一股強大的沖淡水流, 向東北直指濟州島方向與對馬暖流相接, 其中一部份匯入對馬暖流進入日本海。冬季, 長江流量大減, 東海沿岸流也隨著減弱,
在偏北季風吹送下, 長江沖淡水與錢塘江沖淡水匯合, 沿浙閩海岸南下, 並穿過台灣海峽直接入南海。
此外, 三國東吳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術, 在多帆桅船上, 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風,
後帆不會擋住前帆的受風, 大大加快了船速。東吳的海船最多達七帆,
據《太平禦覽》引康泰《吳時外國傳》述“從加那調州乘大海舶, 張七帆, 時風一月餘日, 乃入秦, 大秦國也。”在多帆多桅船上, 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風,
後帆就不會擋住前帆的受風了。雖然說這種船自加那調州(相信在馬來半島西側海岸)乘風航行至大秦只需一月, 未免惹人懷疑,
又或者“一月”是筆誤, 但至少知道三國時的海船是多帆及懂得利用“時風”, 而據《南州異物誌》記載, 當時在南海航行的多帆海船上已經利用斜移帆面到合適角度, 充分的利用風力“斜張相取風氣, 而無高危之慮, 故行不避迅風激波, 所以能疾”。這種方法在現代的木帆船上依舊使用, 可見當時東吳在使用風帆航海技術上有先進的技術。
東吳積極向海上發展, 並派遣航海使者開發疆土, 與外通好, 不少鎮守沿海地區的東吳官員, 都把已知的風土人情, 海外情況, 著書立文, 以作記錄, 可惜大多散佚於唐朝以後,
只能靠唐宋古籍所引而得知其零碎段落。例如由東吳沈瑩撰的《臨海水土異物誌》一卷。 《隋志》等皆作《臨海水土異物誌》,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作《臨海異物誌》。 《後漢書注》引有沈瑩《臨海異物誌》,
又引《臨海水土志》, 疑二者為一書。沈瑩, 三國東吳丹陽太守, 晉軍破吳時為晉將王渾所斬。從《臨海水土異物誌》現存的佚文看, 書中所記多為南部沿海地區物產風俗, 像魚類、鳥類、樹木等動植物。 《太平御覽》卷939鱗介部引《臨海異物誌》雲：“牛魚, 形如犢子, 毛色青黃, 好眠臥。人臨上, 及覺, 聲如大牛, 聞一里。 ”又云：“鹿魚, 長二尺餘, 頭上有角, 腹下有腳如人足。”《藝文類聚》卷92鳥部引《臨海異物誌》：“（氵雞）鶒, 水鳥, 毛有五色, 食短狐。其在溪中, 無毒氣。”《齊民要術》、《初學記》、《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事類賦注》、《海錄碎事》等書引有佚文。又, 《御覽》卷946蟲部引沈瑩《臨海異物誌》雲：“晉安南吳嶼山吳公千萬積聚, 或云, 長丈餘者以作脯, 味似大蝦。”按晉安郡, 晉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 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晉安縣, 三國吳置東安縣, 晉改為晉安, 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 吳並未有晉安之名, 而沈瑩也未入晉,
其文中不應有“晉安”一詞出現, 有可能為後人抄寫時改動。
比沈瑩早一點的, 有萬震《南州異物誌》一卷。萬震, 吳時亦曾為丹陽太守。近代歷史學家向達（1900－1966）說：“萬震事蹟不見吳書, 只《隋書•經籍志》注其為吳丹陽太守, 未言孫吳何時。今按孫吳黃武、黃初時屢耀兵海外, 比之明代, 約同成祖詠樂之時。又丹陽太守在黃武初為呂範, 至嘉禾三年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自呂範至諸葛恪中間相隔十餘年, 未聞他人繼範為丹陽太守。疑萬震之為丹陽太守, 即在呂範之後諸葛恪之前, 正當海外征伐甚盛之際。震在丹陽, 接近國都, 見聞較近, 故有《南州異物誌》之作, 以志殊方異物。雖以異物名書, 所述多海南諸國方物風俗, 無異一地理書也。”萬震所記, 並不限於海南諸國, 於西方大秦等國亦多有涉及。書中所記如烏滸、扶南、斯調、林陽、典遜、無論、師漢、扈利、察牢、類人等國的地理風俗物產, 多為前代史書所闕, 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太平御覽》卷790引《南州異物誌》雲：“姑奴去歌營可八千里, 民人萬餘戶, 皆乘四轅車, 駕二馬或四馬。四會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餘艘, 市會萬人, 晝夜作市, 船皆鳴鼓吹角, 人民衣被中國。”現存佚文多為散文, 也有一些四言韻文。這種情況有兩種可能, 一是散文為正文, 韻文則為讚語；另一種可能是韻文為正文, 散文則是中間的夾注。如《太平御覽》卷788引“類人”條正文為韻文, 中間以散文夾注。《藝文類聚》卷84寶玉部貝類引《南州異物誌》雲：“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 質白而文紫, 天姿自然, 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燦。”《太平御覽》卷807珍寶部貝類亦引《南州異物誌》, 雲：“乃有大貝, 奇姿難儔（注：大貝, 文貝也, 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質紫飾, 文若羅珠。不磨不瑩, 彩輝光浮。思雕莫加, 欲琢靡逾。在昔姬伯, 用免其拘。”散文與韻文所記內容一致, 描述971比喻也都類似, 只是文體不同。這樣的情況在其他《異物誌》中也有不少。大約同一時代的作者都不約而同地採用了當時通行的記述方式。今存的《南州異物誌》佚文, 多見於《齊民要術》、《初學記》、《北堂書鈔》、《史記正義》、《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 《太平御覽》、《事類賦注》等書。
相較於上述兩位官員所蒐集的資料, 曾親身出使東南亞的朱應和康泰, 他們的著作則更顯珍貴。朱應撰《扶南異物誌》一卷。朱應, 三國吳時為宣化從事, 與中郎將康泰奉命“南宣國化”, 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諸國, 回來後寫了《扶南異物誌》一書, 敘述其經歷, 介紹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島）及天竺、大秦等國的物產與地理知識。朱應之書未見各類書及史注引用。向達舉《北堂書鈔》卷132“帳”條所引：“應志雲：斯調國王作白珠交給帳, 遣遺天竺之佛神”, 疑此為朱應書之佚文。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吳時外國傳》一書, 中唐宋時仍存在, 後遺失, 但散見於多種書籍的引文中。《水經註》稱之為《康泰扶南傳》或《康泰扶南記》, 《北堂書抄》稱之為《吳時外國傳》、《扶南傳》；《藝文聚類》稱之為《吳時外國志》；《通典》稱之為《扶南傳》、《扶南土俗傳》、《扶南土俗》；《史記正義》稱之為《康泰外國傳》、《康氏外國傳》。
《吳時外國傳》原錄一百數十國, 但原書已失, 散見於各種書籍的引文, 僅存35國：扶南國、日南國、西屠國、波遼國、屈都乾、波延洲、諸薄國、薄嘆洲、北櫖洲、馬五洲、沉蘭洲、巨延洲、斯調洲、漲海、火洲、金陳國、林陽國、奴後國、頓遜國、吡騫國、拘利國、蒲羅中國、加營國、恆水、擔扶國、天竺國、烏文國、優鈸國、橫跌國、迦那調國、大秦國、舍衛國、安息國、濱舟專國、究原國。
由以上可見, 東吳與扶南及東南亞一帶關係頗為密切。所謂扶南是存在於古代中南半島上的一個古老王國, 存在時間從公元1世紀一直持續到公元7世紀末葉, 在所有曾經存在過的東南亞古代王國中, 扶南的國土是較為廣大的, 其轄境大致相當於當今柬埔寨全部國土以及老撾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國東南部一帶, 是歷史上第一個出現在中國古代的史籍上的東南亞國家。而有記錄可知, 扶南王範旃曾於225年及243年遣使到東吳, 《古今圖書集成．食貨典》引胡沖《吳曆》載:“黃武四年(225年), 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這是扶南最早遣使來華之記載。另《三國志呂岱傳》載於黃武五年, 吳將呂岱平定交州, 在此後數年間岱曾“遣從事南宣國化, 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 各遣使奉貢”。《三國志．吳主傳》又明確記載, 赤烏六年十二月, “扶南王範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在吳韋昭的《吳鼓吹曲•章洪德》中, 對當時東吳和南海諸國的來往有這樣的描述：“章洪德, 邁威神。感殊風, 懷遠鄰。平南裔, 齊海濱。越裳貢, 扶南臣。珍貨充庭,
所見日新。”可見當時吳國與東南亞交往甚密, 商貿頻繁, 不少奇珍異物進口。
在扶南多次遣使來華朝貢之後, 吳主孫權乃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出使扶南, 以交通海南諸國。此事不見於《三國志》, 只有唐人姚思廉(557一637)的《梁書。海南傳》作了補記。康、朱二人何時前往扶南, 史無明載, 但他們抵達時, 扶南的國王剛剛由范旃變為他本來的大將範尋, 故可推斷孫權之遣使大約在公元245一251年間。這可說是中國首次官方直接出訪東南亞的記載, 亦是東吳最遠的出訪, 他們到訪了扶南,
應該是逗留了一些時間, 甚至在周邊國家巡察了, 而且還剛好與天竺來訪扶南的使者見了面, 交流了雙方的見聞, 從《梁書中天竺國傳》中有:“唯吳時扶南王範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 從扶南發投拘利口, 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 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 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 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 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 遣物等還, 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 及見陳、宋等, 具問天竺土俗, 雲：「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 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 水泉分流, 繞於渠緌, 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 街曲市裡, 屋舍樓觀, 鐘鼓音樂, 服飾香華；水陸通流, 百賈交會, 奇玩珍瑋, 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 去天竺或二三千里, 共尊奉之, 以爲在天地之中也。”朱應、康泰詳細瞭解了扶南及海南諸國的風土人情, 另一方面, 朱、康二人也對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 據載“吳時, 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 國人猶裸, 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
「國中實佳, 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 今幹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 貧者乃用布”。所謂「幹縵」即今馬來人的「紗籠」(Sarong), 歷一千七百餘年而未之變矣。
朱應、康泰作為專使, 奉孫權之派而出訪扶南, 此在中國南海交通方面誠史無前例之舉。然朱、康之行的最大貢獻與意義乃在「其所經及傳聞,
則有百數十國, 因立記傳」(《梁書．海南傳總釵》)。朱、康之作的重要性業已歷歷可見, 其記述包括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各國數十個地方, 光扶南一地就有十來條, 專記扶南古代諸王(如混填、混盤況、範旃、範尋等)執政時的法律、徵戰、物產、造船、風習和對外交通等情況。他們的記敘不僅為同時代萬震的《南州異物誌》和稍後的郭義恭《廣志》所襲用, 而且《南齊書》、《梁書》、《南史》等也都據以編輯海南諸國傳。毫無疑問, 康泰等的《外國傳》實是研究中國古代南海交通, 研究東南亞各國特別是柬埔寨古代史之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現在在中國南沙群島島礁中有命名為朱應灘和康泰灘, 就是紀念朱應和康泰出使東南亞的成就。
可惜的是, 朱應、康泰並沒有走得更遠,
他們有的記載可能是道聽途說, 或由天竺使者方面得知, 特別是關於大秦方面的認知, 東吳和大秦的接觸, 仍然是靠大秦千里而來, 《梁書》中記載:“漢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 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 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226年), 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 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 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 獲黝、歙短人, 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 差吏會稽劉咸送論, 咸於道物故, 論乃徑還本國。”(有說諸葛恪討丹陽, 應為嘉禾三年至六年間(234-237年), 故《梁書》秦論入吳年代有誤。但未能肯定諸葛恪只有一次討丹陽), 這次交流可說是非常成功, 雙方都增進了解, 而且本來秦論經水路而來, 由水路而返, 風險較低, 孫權特地派了一位名叫劉鹹的官員, 帶著男女各十的小矮人送他回羅馬, 劉咸極有可能成為第一個中國使者直抵大秦, 然而遺憾的是, 劉咸在還沒有到達羅馬帝國的途中就病逝了, 中國通史羅馬帝國, 就此成為了永遠的遺憾。
其實東吳不是沒有海上遠航的能力, 孫權也不是沒有野心, 他曾數次向海外出兵, 北討遼東及高句麗, 亦有出海尋找夷洲和亶洲的探險之舉, 還有討海南及出使海南諸國, 但在這個戰亂年代, 除了民間的商賈貿易以圖利外, 朝庭的主要目的還是在於開疆拓土, 擄獲人口, 例如孫權在尋找夷洲和亶洲失敗後, 東吳和日本的交往也並未因此而斷絕, 近代至1984年在日本先後發掘出370多枚吳地所產銅鏡, 證明兩國間商業貿易的存在。在日本古書《日本書記》和《古事記》中稱呼後東晉南朝為“吳國”, 稱其人民為“吳人”, 來自南朝的絲織品、服裝、床具都被冠以“吳民”,由此可見東吳和日本在經濟上的頻繁來往, 不然在日本古書上是不會出現這麼多“吳”字的。甚至可以把海上絲綢之路向東延至日本。而西向的海上絲綢之路亦越趨完備, 東晉的法顯法師陸上從西北絲綢之路西行到印度, 從印度東海岸海上歸國, 由印度多摩利底經獅子國、耶婆提、到山東牢山。
可惜的是, 三國時的這個在當時世界大概也是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 在經歷了數度軍事上的無功而還後, 孫權慢慢對航海已經失去了興趣及冒險精神, 否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一定更為迅速,
中國的影響將會更大更深遠, 比起鄭和下西洋足足早了一千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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